西方民众声援查理周刊遇袭

国际恐怖活动是“文明冲突”?别幼稚了!

文/宿亮

(荷兰在线)《查理周刊》蒙难,漫画家成为恐怖活动的最新牺牲品。事发后,不少人把恐怖袭击与《查理周刊》曾经刊载的涉及伊斯兰教漫画作品联系起来,指责西方傲慢激化矛盾,导致极端团体袭击。把恐怖袭击与宗教、文明联系起来并非政治正确,但每次恐怖袭击后总有人拿出“文明冲突”论说事,殊不知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的“主义”一样有着合理的政治逻辑解释。

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学者Eric Neumayer和Thomas Plumper曾经在《国际恐怖主义与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分析了恐怖团体的战略逻辑。

恐怖团体领导人为什么热衷袭击西方国家?

在分析恐怖团体动机时,必须要区分的两个概念是恐怖团体的领导人和追随者。这两类人在恐怖团体中处于不同层面,动机和行为逻辑也极为不同。

恐怖团体领导人很少直接参与恐怖袭击。对他们来说,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斗争博弈的理性战略,恐怖袭击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多元化的,例如改变某种政策、颠覆某个政体,或控制更为广阔的地盘等。

达到目的有很多方法,为什么这些领导人一定要诉诸恐怖袭击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政治生态中往往面临很多困难,如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或与政府对比力量上处于明显劣势。恐怖袭击能够制造恐慌、增加社会稳定的成本,迫使政府增加安全支出,因此成为这些领导人的主要政治手段。同时,恐怖袭击引发官方弹压,让支持恐怖团体主张的人生活更困难,因此愿意加入恐怖组织。另外,袭击吸引媒体注意,让恐怖团体领导人得以发声,增加影响力,进一步壮大力量。

既然恐怖团体领导人的目标是本国或本地区的影响力或控制力,他们为什么要去打击别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呢?

首先,攻击西方目标形成的影响力更能满足恐怖团体的需要,让本国或本地区政治力量无法不正视这样的恐怖团体;其次,不少国家政府受西方国家支持和帮助,甚至是接受西方国家干涉其内政,这种模式能够影响恐怖团体政治利益的实现。

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并试图在中东建立新秩序,反而越反越恐。其原因或许就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干涉影响了恐怖或极端团体领导人政治利益的实现,另外这种干涉还使恐怖团体更容易找到新人。这也是为什么,支持中亚国家的俄罗斯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往往来自中亚地区,而印度、中国这些对外干涉不多的国家受到国际恐怖袭击次数相对较少。

恐怖团体追随者有哪些特征?

再说恐怖团体的追随者。他们的行为就不能用理性或是策略性来分析了。这些人是恐怖袭击的主角,每个人追随恐怖主义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许每人都有一个故事来说明自己加入恐怖团体的缘由。

不过,总体来看,还是能够总结出恐怖团体追随者的三个共同特征。

首先,这些追随者都受到恐怖意识形态或极端思想的吸引。从反面来看,历史上不少失败的左翼极端恐怖团体就输在没能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得到足够多人的支持,现代恐怖团体则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包装推销”其思想,让更多人接受。

其次,这些追随者互相之间以及在不同恐怖团体追随者之间存在相互认可。一个小群体中的相互认可让恐怖团体成员不断巩固极端立场,愈发不把恐怖袭击看成是极端暴力犯罪,而是看成英雄主义的战斗,愈发容易加入、遵从,甚至献身恐怖团体。

最后,这些追随者都对现行社会及国际秩序存在不满。不满可能来源于自身遭遇或其他渠道的影响,但都能够增加他们对恐怖团体的认同,从而拿起枪弹走上不归路。

为什么用“文明的冲突”解释国际恐怖主义是错误的?

国际恐怖团体领导人受理性支配采取战略性的恐怖活动,这是犯罪,不是“文明冲突”。

“文明冲突”是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他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出自不同文明的本质差异。在亨廷顿看来,不仅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是西方的威胁,伊斯兰文明本身都是西方世界的威胁,因为冷战的结束把双方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打趴下”,加上西方文明的衰弱,文明之间的差异导致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进而导致文明之间因多个世纪形成更加深刻的差异,发生冲突。

亨廷顿提到恐怖主义,认定伊斯兰文明倾向于使用武力,因此无法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但这就没法解释问什么其他文明在历史中也不乏使用恐怖活动作为工具。亨廷顿提到15岁至30岁的男子失业是恐怖主义潜在动因,但伊斯兰文明以外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问题。

说到底,亨廷顿针对恐怖主义的结论没有逃出“恐怖主义是弱者经常使用的工具”这样的历史结论。换句话说,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文明没有直接联系。

亨廷顿提到七八个文明在未来社会将会发生“冲突”,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冲突?在他的表述中,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主要是经济上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主要是军事的,那到底什么才算“文明的冲突”?
如果真的用“文明的冲突”解释国际恐怖袭击,那这种袭击就是不可避免的,是为了暴力而暴力的行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这样的行为吗?

“911”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要么评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如何弥合分歧;要么议论国际旧秩序的不平等如何加剧矛盾。跳出宏观的叙述逻辑,分析个体恐怖团体的行为逻辑,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减少惨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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