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男童照片背后的伦理问题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叙利亚男童浮尸海滩的照片震恸了全世界，全球艺术家为他作画悼亡。与所有苦难的照片所引起的大众反应类似，那种廉价的、老掉牙的人道主义感伤又开始如漂浮着的塑料袋一样弥漫开来。面对他人的苦难，我们的语言贫乏到只有一句话可以说：愿天堂里没有苦难。
所有的人道主义论调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站在抽象的第一人称“我们”的位置上发言。在这个儿童的照片和艺术家们创作的变体面前，不论你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不论你是叙利亚的国民，抑或远在天边注视这张图片的人们，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人道主义者。泪水与唏嘘之余，我们心安理得地安居在哲学家罗兰·巴特批判过的那个“人类大家庭”的神话里，这个神话掩盖了不同的人困于其中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这个“人类大家庭”的神话里，西方世界得以继续维持那道富裕和贫穷间的国境线。“愿天堂没有苦难”，斯人已逝，所有类似的哀悼都是在对活着的人发言，所有的丧钟也都是为生者而鸣，都是观看他人苦难时宣布自我清白的安慰剂。
但对我来说，叙利亚男童照片在社交网络的风靡，更深地拷问了照片所引发的人类观看的伦理。在著名已故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等论著中，这种人道主义的观看之道受到无情批判。
与罗兰·巴特相似，桑塔格也质疑那个作为普世化的观看者的“我们”：当问题涉及到观看他人的痛苦时，任何“我们”也不应视为理所当然。正如某位西方评论家所指出的，某些西方媒体报道这张图片时采取了双重标准：单独的一个幼童的死难是一个灾难，而一百万难民的苦难则是一种威胁。他的意思是，当面对个体的苦难时，极右翼的媒体、政客也可以不加反思地操持着“我们”的话语，但涉及到群体苦难时，这个“我们”就失效了。事实是，那些大肆挥霍同情的泪水的媒体恰恰是往日以民族主义的敌意反对接纳难民的媒体。
这个小男孩渴望到达的终点是希腊，而巧合的是，十多年前，著名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在《永恒与一日》中摄下了阿尔巴尼亚难民在跨越国境线时悬挂在电线筑成的高墙之上的悲惨画面。这些人终生都无法跨越民族国家体制所设下的分界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小男孩成为一帧影像被流传到全世界之时，他终于没有国籍了。当然，在全球经济危机的余波依旧困扰欧洲的当下，当排外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小男孩之死注定只能成为又一出煽情的肥皂戏码。
同时，桑塔格对于苦难照片引发的人道主义同情展开批判。在她看来，旁观他人的苦难所引发的同情与窥视癖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因为“如果不对影像进行思考，那么距离再近，也仍然只是观看。”而这种观看，本质上只是看见，是旁观，而不是反思和行动。那这样的影像愈多，我们的良心被窒息的也愈多。
如果这样的影像无法真正促成一种政治思考，或许多年之后的人们回望这张照片时依然会为之震动，但可能仅仅因为那是一张拍摄于二零一五年的照片。这个小男孩的曾存之于世的意义，真的要如桑塔格所言仅仅只是为了在一张照片中终结吗？
对于任何有着清明的政治意识的人来说，我们要做的恰恰是止步于人道主义的滥情，超越影像所设定的“折价的认识”，超越照片所折损的现实经验，拷问苦难的政治经济根源，并促成一种切实的政治行动。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阅读更多与欧洲难民相关的文章：
扫码分享给微信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