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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含章
(荷兰在线)作为新加坡国父、战后一代的亚洲政治强人,李光耀在担任总理的26年里将新加坡从一个资源贫瘠的后殖民港口迅速打造成为高度富裕的国际化都市。快速的经济腾飞和独特的政治体制,让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令人瞩目,也因此被打上了“新加坡模式”的标签。
究竟什么是“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如何形成?“新加坡模式”是否可以被借鉴,它背后都有哪些考量?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走近李光耀,了解这位新加坡开国之父的政治和经济主张。
出版于2000年的李光耀回忆录《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讲述了新加坡1965年独立之后,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们如何面对困境,为这个热带岛国谋求发展的经历。无论是应对国内或国际问题,李光耀都展现出过人的政治敏锐与高瞻远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位资深政治家在表达观点时的明晰、自信和坦诚。在“新加坡模式”已成为一个热搜关键词的今天,我们通过重读这本书,梳理李光耀主政期间的思想脉络。
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克服独特劣势
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很容易将它与其他三条亚洲小龙(韩国、台湾和香港)笼统地混为一谈,或简单地把它归类成“发展型国家”的成功案例 。的确,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战略,既有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外向型特征,也有“发展型国家”政府高度主导和干预的烙印。
但是,这些与亚洲其它经济体的相似之处,让人容易忽略新加坡独立初期所面临的独特困难和挑战。在《从》一书中,李光耀指出新加坡与亚洲其它经济体根本上的两点异同:一是自然资源匮乏,二是没有国内市场(如韩国和台湾)或内陆腹地(如香港)。前者造成了发展本地工业的困难,后者则意味着产品的基本销路没有保障。加上和马来西亚政治联姻失败导致双边关系紧张,以及印度尼西亚国内政局动荡,更加剧了新加坡在区域内的生存困境。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独立初期面对的最大挑战,并非快速发展经济,而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持续的高失业率不仅意味着经济停滞,更带来社会不稳定和潜在的政治动乱。李光耀比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更早意识到,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仅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更需要从发达国家引入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创造新加坡的比较优势。因此,新加坡跳过传统制造业(如纺织、玩具制造等),直接瞄准欧美跨国公司,吸引包括电子制造和光学仪器在内的高科技、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新加坡设立工厂。
经过反复思考和试错,李光耀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战略总结为两点。
第一,绕过东南亚,化地缘劣势为优势。这个想法来自于以色列经验的启发。和当时的新加坡一样,以色列在建国初期也面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意,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十分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干脆绕过邻国,与欧美国家做起了生意。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可以效法以色列,直接与发达国家成为贸易伙伴。这不仅解决新加坡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更带来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帮助新加坡提升生产力。(相关文章:走进以色列:创新源于自由)
第二,把新加坡变成第三世界地区的第一世界绿洲,成为发达国家在东南亚地区落脚和中转的营地,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意味着新加坡必须超越邻国,提供一流的服务。
不难看出,这两条发展战略的落脚点和前提,都是高质量的劳动力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可以说,人力资本和社会稳定,贯穿了李光耀的主政思想。他对人力资本高度重视,认为只要通过充分的培训、适当的激励和必要的纪律,就能有效开发人的潜能,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为吸引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建立工厂,新加坡政府出资设立培训中心,帮助外资训练合格高效的工人。
保证新加坡社会稳定,是另一个李光耀高度关心的议题。独立初期的新加坡,不同种族仍各自聚居。为加强民族和谐,创造并强化国民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李光耀通过政府组屋计划(详见下文),按比例把不同种族的住户分配在每一个住宅区,打破原先的社区格局。为创造和平稳定的劳资关系,他不惜采取高压手段,迫使工会让步并停止一切罢工运动。用他的话说,“为了生存,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指导原则,那就是新加坡(的劳动力)必须比区域内其它邻国更坚固耐久,更组织严明,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