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刑罪名又废了9个，然后呢？
2015-09-11 不器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继2011年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后，这一次又取消了9个死刑罪名，包括强迫卖淫罪、集资诈骗罪罪和战时造谣惑众罪等。
于是，中国的死刑罪名终于降到了46个，比1997年《刑法》颁布时的68个减少了将近一半，但仍属于死刑罪名保留最多的国家之一。
司法机关对死刑的控制情况也与之类似——近些年进步很大，但结果依然不容乐观。
大赦国际等关注死刑问题的国际组织估计，中国现在每年约有数千人被执行死刑，或许是世界第一。至于具体数字，则属于国家机密。
据《南方周末》2014年报道，和2007年以前死刑核准权还没收回最高法院时相比，很多省份现在每年的死刑数字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强，有些地方将近一半。
这样的成绩意味着，死刑改革基本已经步入了深水区。无论是立法上的改变还是司法上的控制，继续推进的难度都比之前要大得多。
首当其冲的障碍是民意。“杀人偿命”的观念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为了让行凶者能判死刑，被害人家属的上访、抗议近年来已让法院饱受维稳压力。以至于不少法官认为，“慎用死刑”的司法控制基本已经做到了极致。如果立法不改，单靠法院很难再往下削减数字。
人命案外的另一个硬骨头是贪污贿赂犯罪。即便近年来杀的贪官屈指可数，废除死刑仍几无可能。
多年积重的腐败问题，让老百姓对贪官极度仇视，甚至怀疑“无官不贪”。这种情况下，任何为贪腐犯罪减轻刑罚的改革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缺乏足够的政治正当性。于是，严厉惩处贪腐就成了现阶段的一种政治正确，至于死刑的震慑作用是否有效，却不那么重要了。
可以想象，在人命案和贪腐案件这两大领域，短时间内仍会保留死刑。从这两次刑法修改也可以看到，废除的死刑罪名都是非暴力犯罪。而贪污罪和受贿罪，则不仅没有废死，又增加了终身监禁。
其它罪名废除死刑的阻力主要来自“社会稳定”，担心如果没有死刑，社会治安情况会严重恶化，恶性暴力犯罪变得不受控制。很多普通人都会认可这种朴素的重刑主义——即便它缺乏可靠的实践检验。
更重要的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一直坚持这个观点。相对于虚无缥缈的民意，他们在立法过程中享有更为实际的话语权。
(夏俊峰之妻展示儿子的画作)
相比之下，死刑废除论的阵营要弱得多。在国内，只有部分法学专家持此观点。他们的最大盟友，似乎只是所谓的国际舆论。
当废除死刑早已成为一项潮流，并成为人权公约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已经无法对其视而不见。近年来死刑改革的进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际舆论的压力是有效的。
但当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这种来自外在的压力就显得有些遥远，并且力度不足。若想改革能够再有实质性推进，唯一可以依靠的，还是国内民意的改变。但就当前来看，这种改变尚缺相应的土壤。
事实上，虽然很多时候民意都在中国死刑实施和改革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具有很强的偶然性。有时被放任，有时又被无视。
例如吴英案，很大程度上因为媒体的强烈关注得以免死。至于药家鑫，无疑是死于汹涌的民意。
最极端的李昌奎案，因为云南高级法院二审改判死缓，惹了众怒，以至于不仅后来又判回死刑，也让随后一段时间内，全国法院很多“可杀可不杀的”，都杀了，只因害怕重现李昌奎案的舆情。
但很多时候，民意又显得不那么管用，比如和吴英情况很相似的曾成杰，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最后都被执行了死刑。虽然在主流民意看来，这两个人都罪不至死。
个案以外，几次大的死刑政策变化，包括历次“严打”，还有最近的削减死刑罪名，控制死刑数量，都很难说是因为主流民意的改变。更多的，还是决策者思想的变化。
可见，遇到死刑，当政者的态度一般都是不与强烈的民意直接对抗，却很少在它尚未汹涌时，就去主动倾听，讨论或说服。
这样的民意，很难说和民主有什么关系。
在当前中国，无论立法还是司法环节，都没有足够的程序性保障，来帮助公众去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实现意志的表达。立法过程中的具体调研、讨论和决策理由秘而不宣，司法环节又无陪审制，公众的判断基本凭借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媒体上的碎片化信息，表达渠道也多是自行通过社交媒体，缺乏民意代表的理性化锤炼。
这种情况下所反映出的声音，往往无法体现公众的“真实意思”，而沦为一种民粹式的宣泄。具体到死刑议题，除非涉及夏俊峰这种弱势群体，或者杀的是贪官或恶人，能够引发同情外，大部分时候都会偏向重刑主义。
或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死刑废除论支持者们仍将缺乏足够的盟友，更多还是得靠国际舆论。
至于真正的民意，尚且有待去认真发现。或许它不会支持全面废除死刑，也或许会觉得可以再限制一些，又或许真的认为应该严刑峻法。但无论如何，希望能尽快听到它的声音。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多读几篇吧：
“贩卖儿童一律死刑”情绪的社会土壤
“中国政治体制依赖死刑的象征性”
天堂里没有城管 夏俊峰一路走好
于是，中国的死刑罪名终于降到了46个，比1997年《刑法》颁布时的68个减少了将近一半，但仍属于死刑罪名保留最多的国家之一。
司法机关对死刑的控制情况也与之类似——近些年进步很大，但结果依然不容乐观。
大赦国际等关注死刑问题的国际组织估计，中国现在每年约有数千人被执行死刑，或许是世界第一。至于具体数字，则属于国家机密。
据《南方周末》2014年报道，和2007年以前死刑核准权还没收回最高法院时相比，很多省份现在每年的死刑数字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强，有些地方将近一半。
这样的成绩意味着，死刑改革基本已经步入了深水区。无论是立法上的改变还是司法上的控制，继续推进的难度都比之前要大得多。
首当其冲的障碍是民意。“杀人偿命”的观念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为了让行凶者能判死刑，被害人家属的上访、抗议近年来已让法院饱受维稳压力。以至于不少法官认为，“慎用死刑”的司法控制基本已经做到了极致。如果立法不改，单靠法院很难再往下削减数字。
人命案外的另一个硬骨头是贪污贿赂犯罪。即便近年来杀的贪官屈指可数，废除死刑仍几无可能。
多年积重的腐败问题，让老百姓对贪官极度仇视，甚至怀疑“无官不贪”。这种情况下，任何为贪腐犯罪减轻刑罚的改革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缺乏足够的政治正当性。于是，严厉惩处贪腐就成了现阶段的一种政治正确，至于死刑的震慑作用是否有效，却不那么重要了。
可以想象，在人命案和贪腐案件这两大领域，短时间内仍会保留死刑。从这两次刑法修改也可以看到，废除的死刑罪名都是非暴力犯罪。而贪污罪和受贿罪，则不仅没有废死，又增加了终身监禁。
其它罪名废除死刑的阻力主要来自“社会稳定”，担心如果没有死刑，社会治安情况会严重恶化，恶性暴力犯罪变得不受控制。很多普通人都会认可这种朴素的重刑主义——即便它缺乏可靠的实践检验。
更重要的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一直坚持这个观点。相对于虚无缥缈的民意，他们在立法过程中享有更为实际的话语权。
(夏俊峰之妻展示儿子的画作)
相比之下，死刑废除论的阵营要弱得多。在国内，只有部分法学专家持此观点。他们的最大盟友，似乎只是所谓的国际舆论。
当废除死刑早已成为一项潮流，并成为人权公约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已经无法对其视而不见。近年来死刑改革的进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际舆论的压力是有效的。
但当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这种来自外在的压力就显得有些遥远，并且力度不足。若想改革能够再有实质性推进，唯一可以依靠的，还是国内民意的改变。但就当前来看，这种改变尚缺相应的土壤。
事实上，虽然很多时候民意都在中国死刑实施和改革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具有很强的偶然性。有时被放任，有时又被无视。
例如吴英案，很大程度上因为媒体的强烈关注得以免死。至于药家鑫，无疑是死于汹涌的民意。
最极端的李昌奎案，因为云南高级法院二审改判死缓，惹了众怒，以至于不仅后来又判回死刑，也让随后一段时间内，全国法院很多“可杀可不杀的”，都杀了，只因害怕重现李昌奎案的舆情。
但很多时候，民意又显得不那么管用，比如和吴英情况很相似的曾成杰，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最后都被执行了死刑。虽然在主流民意看来，这两个人都罪不至死。
个案以外，几次大的死刑政策变化，包括历次“严打”，还有最近的削减死刑罪名，控制死刑数量，都很难说是因为主流民意的改变。更多的，还是决策者思想的变化。
可见，遇到死刑，当政者的态度一般都是不与强烈的民意直接对抗，却很少在它尚未汹涌时，就去主动倾听，讨论或说服。
这样的民意，很难说和民主有什么关系。
在当前中国，无论立法还是司法环节，都没有足够的程序性保障，来帮助公众去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实现意志的表达。立法过程中的具体调研、讨论和决策理由秘而不宣，司法环节又无陪审制，公众的判断基本凭借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媒体上的碎片化信息，表达渠道也多是自行通过社交媒体，缺乏民意代表的理性化锤炼。
这种情况下所反映出的声音，往往无法体现公众的“真实意思”，而沦为一种民粹式的宣泄。具体到死刑议题，除非涉及夏俊峰这种弱势群体，或者杀的是贪官或恶人，能够引发同情外，大部分时候都会偏向重刑主义。
或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死刑废除论支持者们仍将缺乏足够的盟友，更多还是得靠国际舆论。
至于真正的民意，尚且有待去认真发现。或许它不会支持全面废除死刑，也或许会觉得可以再限制一些，又或许真的认为应该严刑峻法。但无论如何，希望能尽快听到它的声音。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多读几篇吧：
“贩卖儿童一律死刑”情绪的社会土壤
“中国政治体制依赖死刑的象征性”
天堂里没有城管 夏俊峰一路走好
扫码分享给微信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