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选民调失灵卡梅隆连任

英国大选民意调查为啥错得这么离谱?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上周结束的英国大选,工党、自由民主党和英国独立党都输得很惨,但还有一位大输家,就是英国的民意调查产业。几乎所有的选前民调都显示工党和保守党的支持率旗鼓相当,预测2015年大选会出现“悬浮议会”,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赢得下议院650个席次中的多数。著名调查公司Ipsos MORI和ComRes选前最后一次民调都表明保守党只领先工党大约1个百分点,Populus公司的民调甚至预测工党可能会以微弱优势超过保守党,同时大多媒体、政客和评论家也都一致认为这次选举将出现焦灼状态。(相关文章英国大选:不仅是一场选举,而且是好几场战争

但是,选举的真实结果却给了这些民调公司当头棒喝,保守党以领先工党6.5个百分点(109席)的傲人战绩胜出,并且成为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对此,英国人民都惊呆了!迫使选后“英国民调委员会”(British Polling Council)立即对此启动了独立调查。

大选民调出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在1992年英国大选的时候,各大民调公司几乎都犯了跟今天同样的错误,预测会出现悬浮议会,结果保守党傲娇地大胜。同样,在去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以色列的议会大选中、以及美国议会的中期选举中民意调查都表现得非常糟糕。那么大选民调为何错得这么离谱?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首先必须指出成熟的民主社会,民调公司基于自己的名誉考量和面对众多的社会监督,一般不会恶意造假。同时,这不是一两个公司简单地犯二,很可能存在全行业、系统性的问题。虽然此次误判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布,但我们可以根据种种迹象判断一二。



首先,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存在“最后时刻的摇摆投票”,即有人在接受调查时说打算投给在野党,结果等他/她一人钻进投票站时,咬了咬指头脑袋一拍还是投给了保守党。那为啥摇摆这么大呢?难道英国人民脑子进水了吗?非也。出现摇摆投票,一般有几个原因:执政党的“在位者优势”,人家保守党再差,在任上还是有满多政绩的,再说卡梅隆这个小伙看上去总体还算靠谱,算了还是投他吧;心理学上的“反馈回路” (feedback loop),即选举初期的确认为执政党很烂,但选举是个动态的过程,经过几个月的辩论和媒体轰炸之后,发现各个政党和政客一样的烂或者不靠谱。相对来看保守党和卡梅隆甚至还算好的,最后投票时思来想去还是投给了“众多烂苹果中看上去还算过得去的那个”;选民的保守倾向,即当一个选举可能带来很多不确定风险的时候选民往往会选择那个自己已经熟悉并能预判其行为的选项。例如去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兹事体大,是改朝换代的节奏啊,虽然投票前大家激情万丈,可真到了投票的那刻,想了想“算了还是暂时不冒这个风险的好”。卡梅隆领导的工党已经执政5年,大家都熟悉了他的风格和政策立场,所以还是求稳吧,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大多数领导人都能连选连任的原因之一;最后,脑袋和心的战争,即一些选民在接受民意调查时,是在用“心”诉说自己最喜欢哪个,但等到投票的时候他/她却是在用“脑袋”盘算哪个候选人可能给我带来最大的收益,特别是钱包里的收益。所以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选民最终的投票决策,导致摇摆投票。

第二,“害羞的托利”(Shy Tories)。 英国选举文化中有个有趣的现象,心里倾向于投票给保守党(托利党)的人在公开场合和民调中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投票偏好,不说或者胡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一方面可追溯到英国议会制度的早期,“托利”是对手给议会中保守的一派取的外号,其本意是“不法之徒”,然而时过境迁,托利党已经演化成了保守党,这个影响在当下已经不那么重要;再者,保守党在选举中通常被对手们刻画成高高在上、为富不仁的那群(类似台湾选举中国民党被刻画成 “天龙国的人”),即只在乎有钱人的利益而弃劳苦大众于不顾。例如推动学费上涨、各项国有产业私有化、消减社会福利等,所以公开表示支持保守党多少有丝丝顾虑。很多民调权威人士也承认,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选举调查数据中一直存在“有利工党不利保守党的‘偏见’”,其偏见一部分就是因为这种选民“害羞”造成的。该“害羞”现象甚至也出现在美国的共和党身上,最近几届美国的选举民调也多低估了其能量。

第三,存在大量的“未决定选民”,即当被民调公司问到你打算投给谁时,很多人回答的是“哥(姐)还没决定呢!”。ComRes公司在四月底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大约有1000万选民还没有最终决定投给谁。选举前一天的几个调查也显示,只有12-13%的人已经下定决心,甚至选前之夜仍然有20%的人说他们可能改变主意。这部分人在选举中就是各大党派极力争取的主要“中间选民”,其中很多人心里其实是有倾向的,但始终保持认真开放的心态,去听取来自各方的信息和政见,经过对比权衡最终才作决定。当然也有一些人烦透了各种政治宣传和动员,最后选择跟着感觉走。这批选民是民调预测很难把握的,一般调查公司会根据其他数据来预判其投票倾向,但准确率存在风险。如果“未决定”的比率过高,那么整个民调得到的其实是一个无效数据。如果这部分人出现集体性“摇摆摇摆”,那就很可能颠覆之前的民调预测。



第四,有人没有去投票,亦即有些接受调查时说准备投谁谁谁的人最终没能去投票。其间原因很多,例如天气不好,交通不便,工作很忙,当天临时有事,突然生病,出去外地赶不回等等。本次英国大选的投票率只有66.1%,比之前预测的明显要低,说明很多人的投票意愿并不是很强烈,有些人高兴了就去投一下,不高兴就算了。所以为了提升投票率,服务“懒惰的人”,很多国家在选举中把投票站建在了洗衣房、火车站、理发店、超市,甚至倒垃圾的地方。本次英国大选中,很可能有一批工党的选民或潜在的支持者最终没有出来投票,至少这种未能投票的比率要高过保守党。

第五,策略投票。"策略投票"是多党制选举中常见的现象,即在选民心里一开始有一个偏好排序(A>B>C>D),选前突然冒出一个新情况新消息,选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调整了这种排序,或者即使偏好没有改变,但仍然忍痛放弃了自己的最爱,选择了次爱或次次爱的那个。本次选举中,保守党在选前可怜兮兮地散布了一种恐慌:如果这次保守党得票不高,加之自民党又衰落,原来的“保守党-自民党联盟”看是维持不下去了,那最终只能跟苏格兰国家党(SNP)联合组阁。这下英格兰地区的选民就紧张了,因为要跟苏格兰国家党组阁就意味着要答应他们很多苛刻的条件,例如下方权力,寄予其税收自治,这就意味着助长了其独立的气焰。所以一些选民在权衡过后可能放弃了原来投给英国独立党、自民党甚至工党的冲动转而含泪投给了保守党,某种程度上这也算“爱国票”或“统一票”。类似策略投票的现象在台湾选举中也经常出现,例如,当选民发现自己的投票对象民调明显落后当选无望时,为了使自己的一票不至于白白浪费,就放弃最爱转投给次爱,全力确保后者当选,即所谓“弃保”,譬如2000年“总统大选”时“弃连保宋”(放弃连战保护宋楚瑜)。

第六,多党竞争。虽然英国在国家层面多呈现两党独大的格局,但在选举过程中却通常是多党竞争。一般一个小选区里都有四五位甚至更多的候选人竞选,这样就导致选票的流动方向是多元的。本次选举有六个主要政党在竞争(保守党、工党、自民党、英国独立党,苏格兰国家党和绿党),因此选票不是简单在保守党和工党两者之间流动(不投工党就投保守党),而是在各个政党之间相互流动(就像天气云图),例如自由民主党有26个席次流向了保守党(超过预期),有12个席次流向了工党。如此便增加了民调的预测难度,再加上“未决定”的选票也有至少六种可能的流向,最终的选票分布超出预期也是难免的。这种选票的多元流动性也是为什么英国式多党制选举较之美国式两党选举更难预测的原因。



第七,英国奇葩的小选区选举制度。英国采取的是小选区下的相对多数投票制,即全国划分为650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一名议员,获得选票相对最多的一方当选。这一制度的后果是,某个政党获得的选票张数与其最终实际得到的席次之间的较大差异,因为当某政党选票过度分散在不同选区时,很可能导致其在大部分选区都不能当选。例如英国独立党(UKIP)在全国获得了12.6%的选票(390万张),但最终只得到了一个席次,原因是它在100多个选取里都是排名第二,排名第二其实就是废票。如此以来,如果民意调查只是问选民“你准备投给谁?”,所获得的其实是支持率(即得票率),但支持率或得票率不能理所当然地转化成议会席次,导致预测失误。这方面对于小党比较好预测,因为基本知道它不可能是选区第一,但对于相互对抗的大党就很难说了。

第八,调查途径有问题。民意调查一般通过电话、邮寄、网络和面对面访问等形式进行,传统的民调较多依托家庭座机电话,调查者按照一定规则抽取电话号码(或由电脑随机抽取),直接打过去问人家。但问题是现如今这个iPhone满街飞的时代,谁还在家守着电话呢,所以很多调查电话打出去要么是空号要么是无人接听,有些号码甚至是商用或机构的座机。即使有人接听,也可能语言不通,年龄不符(要18岁以上)或者是外籍人士(没有投票权)。邮寄和面对面访问的成本很高,回收数据的比率比较低,时效性也差,所以调查公司一般采用的不多。新近流行起来的是网络调查,但网络民调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受访者是自己决定要不要参加的而不是调查公司随机或按规则抽取的,所以受访者的代表性很难保证,例如网络的使用者和有空在网络上答题的人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群体。所有这些操作中的具体问题都可能带来最后调查数据的误差,英国大选民调也深受此影响。

第九,调查公司为了省钱。这涉及到整个民意调查具体使用的抽样方法(怎么选调查对象),大多数民意调查都不是随机抽样,而是根据固定的比例(quota)进行抽样。例如根据男女、年龄大小、职业,家庭地理位置等去筛选要访问的人,这种筛选方式都预设了男女、年龄、职业等因素对投票决定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同时当我们固定了这些挑选依据时,很可能会忽略其他对投票可能产生更深远影响的因素,例如族群,教育程度,个人经历等。既然这种调查方式问题多多,那为什么调查公司不转而采用更为科学的随机抽样呢?因为随机挑选往往要求访问更多的人(访问的人足够多才能涵括各种类型),而按比例进行挑选,一般一次1000多人就可以做预测了。对于按照商业规则运营的调查公司来说多访问一个人就意味着增加成本和时间,所以只有牺牲一部分准确性来换取低成本和高效。英国选前的各项民调也多采取比例抽样,这或许是数据失真的原因之一。

第十,统计误差和可信区间。任何一项统计调查都有误差和信任区间(即“置信区间”,台湾叫“信赖水准”),结果只要落在误差和可信区间允许的范围内就统计学来说都是准确的。但对于竞争高度激烈的小选区选举来说,一个百分点的误差就足以决定某个人落选。例如民调显示“A的支持率35%,误差范围±3%,信任区间95%”,也就意味着有95%的可能A的真实支持率是落在32%-38%之间(35%±3%);相比,如果“B的支持率是32%,误差范围±3%,信任区间95%”,表示有95%的可能B的真实支持率落在29%-35%之间(32%±3%)。如果只看百分比,贴定是A赢,领先3个百分点呢!但假如A很不幸恰恰只拿了32%的票,而B走了狗屎运拿了35%的票,这个结果在统计学上被认为是正确且可接受的(在误差和信任区间之内),但对民众来说却是预测失败。这方面媒体要承担很大责任,因为在多数报道和宣传中,媒体大多只看百分比(35%〉32%)而忽略其他的统计学指标,导致解读偏颇。据统计,此次英国大选其实大部分民调在90%的信任区间内都是正确的,即有90%的可能性会出现保守党获得37%的选票而工党只获得30%,而这正是真实的选举结果。

综上所述,至少有10个原因影响了英国选前民意调查的准确性,有选民心理和行为习惯方面的,有政党制度和选举规则方面的,也有纯粹统计技术和媒体解读方面的。更严重的是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作用,更加加剧了选举结果的预测难度,有人甚至戏谑说看选前民调还不如去看选举的地下赌盘,看大家在哪一方押的钱多。同时,民调有时不仅仅用来反映民意预测选举,也有可能被政党和个人用来引导选举和制造民意(例如台湾),所以民调公司要努力摆脱党派性和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力求中立、公开、透明。为了不让混乱的民调误导民众影响选举的公平公正,台湾“选举罢免法”甚至规定“政党及任何人于投票日前10日起至投票时间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发布有关候选人或选举之民意调查资料”。

正规科学严谨的选举调查尚且如此,更何况散落在各种媒体报端的所谓调查数据。所以咱老百姓在接触和解读这些数据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谨慎,多留个心眼,争取在各种数据和信息之间多加比对,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因为很多所谓的科学都是伪科学。但是不是因为民意调查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就应该放弃它呢?当然不是!民意调查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反应民意民情的重要渠道,并且相对于“舆情”(只来自网络或大事件)来说要准确全面得多,有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和及时回应老百姓的诉求心声。不只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例如在网络上疾呼),而是能照顾到更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见。

其次,我们也不应该因噎废食,虽然民调经常会出错,但总体趋势上对的时候还是比较多,同时无论从调查方法和制度改进我们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或许就像早期天气预报一样,我们正在通往科学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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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原
王中原

文/王中原 莱顿大学博士生,研究比较选举、议会制度和比较威权政治。“生在变革的年代是幸运和不幸的,不幸的是你需要承担变革的代价,幸运的是你有机会参与并见证历史的大浪淘沙。我愿承担这样的代价,也希望能用笔和行动更多地参与、打拼。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给了我认识世界的视角,但世界本身更加多姿多彩,长存一颗开放和渴望的心,在文字中和大家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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