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妈妈”能否拯救日本经济？
2015-01-30 杨旖文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2015年伊始，《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安倍政府欲打造“超级妈妈”挽救日本经济的报道。文章指出，面对持续不景气的日本经济，首相安倍晋三认为，日本女性劳动力是一种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因此他近年高调打造“女性经济学”，鼓励日本女性“站起来”成为“超级妈妈”，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并提出一揽子的方案让一些职业女性在生育后继续工作，比如设立国家育儿基金用以减少妈妈们的经济压力，增加幼儿园的接纳人数让她们能够安心工作，日本各大企业联盟也纷纷公布女性职员的增长目标等。
安倍这个“让所有女性闪耀”的承诺听起来很诱人，此举也深得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政治家们的欢心。就在去年，安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有关“女性经济学”的演讲，获得了在场女性听众超乎寻常的热烈欢迎。甚至连希拉里都高度评价安倍此举称，“安倍首相清晰地为我们描述出一幅宏伟蓝图，即女性贡献下的日本经济大繁荣。”
但是，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的日本社会，想要女性良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实现。大多数日本女性似乎对于安倍的提议也并不买账，据日本杂志的民意调查显示，安倍依然是日本女性最讨厌的男性名人。日本企业界的反对之声也非常强烈，保守、年长的男人主导的商界领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政府制定的女性高管目标也迟迟未能实现。
另外，在日本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文化中，需要照顾小孩的女性被迫离开职业岗位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男性。有媒体报道称，日本人力成本较高，一般家庭雇不起保姆，而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几乎没有老人有帮忙子女带孩子的习惯，因此绝大多数日本女性在生孩子之后只能选择辞职。
那些生孩子后选择继续工作的女性，她们又面临什么待遇呢？即便日本职业女性的数量和增长速度都很可观，但是她们的收入却显著少于男性。世界经合组织分析指出，日本女性结婚生子后很难再从事全职工作，大多数都从事低薪资的兼职工作，此外，日本政府在税收以及福利制度方面将婚后女性划分为被抚养者，因此客观剥夺了女性的就业权利，进而增大了日本男女之间薪资差距。
跳出日本来说，欧美很多国家也同样面临着人口出生率低的问题，这一方面意味着女性脱离“生育机器”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女性想要获取生育自由就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更多地工作。即便牺牲生育或照顾小孩的时间，女性在职场中仍然面临着很多不公平，包括与男性“同工不同酬”，工作和晋升机会比男性少，而失业的可能性却比男性高等等。除此之外，适婚适育年龄的女性还要面临巨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工作归工作，生小孩依然刻不容缓。
这一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笔者身边有很多职场中非常成功的女性，她们享受着自己的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也不觉得自己有生儿育女的需求。有一个好友，虽然小两口都不急着生小孩，但是婆家人却既希望她怀孕生子，又不希望她丢掉工作，因为一旦她不工作没有收入，就意味着她的先生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在被婆家亲戚直接指着肚子直接问“有了吗”的时候，她只能无奈把老公拿出来当挡箭牌。在中国对生育女性和孩子的福利和就业保障亟待完善的大环境下，女性几乎要独立承担失业的风险、生育的成本、以及来自夫家甚至是自己父母的指责。
根据国际调研机构贝恩公司在2014年11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女性的就业率虽然已经达到73%，但是女性在高层管理者中只占不到10%，只有男性的1/15。报告建议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支持女性的职业发展。“硬件”方案例如减少不平等的招聘、晋升和福利政策；“软件”措施则包括高层对于性别平等的承诺和鼓励、让更多的女性承担重要的工作，并且树立女性高层管理者的榜样等；除此之外，家庭成员的支持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让丈夫或其他人分担女性的家务负担。
对于想要更多关注家庭、但又不想完全放弃工作的女性来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职业女性”的诉求，但是不愿做全职家庭主妇），荷兰的情况或许值得参考。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1年，荷兰女性（20-54岁）就业率接近70%（2013年为70.4%），在需要照顾小孩的妈妈中有75%都在做兼职的工作，即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0个小时。
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中，除了在校大学生以外，鲜有兼职的职位可供选择，更不用说良好的工作待遇和基本保障了。如果一些工作量不是很大的职位，作为非全职岗位开放到求职市场中，尤其以女性优先的话，既可以减少雇主的工资支出，又可以为需要兼顾家庭的女性提供就业机会，不是一举两得吗？
当然，这是减少女性压力的可实践方案之一，更根本的还在于上面提到的硬性和软性两种方法，即提供更好的育儿及教育保障措施，实打实地减轻妈妈们的负担，同时也要注重引导民众们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消除女性“理应”生儿育女和照顾家庭等偏见，真正把女性和男性放在平等的位置，给予同样的报酬和机会，而不是仅仅因为性别的不同就给予差别对待。
（图文无关。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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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用茶叶和香蕉造纸值得中国效仿？
安倍这个“让所有女性闪耀”的承诺听起来很诱人，此举也深得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政治家们的欢心。就在去年，安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有关“女性经济学”的演讲，获得了在场女性听众超乎寻常的热烈欢迎。甚至连希拉里都高度评价安倍此举称，“安倍首相清晰地为我们描述出一幅宏伟蓝图，即女性贡献下的日本经济大繁荣。”
但是，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的日本社会，想要女性良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实现。大多数日本女性似乎对于安倍的提议也并不买账，据日本杂志的民意调查显示，安倍依然是日本女性最讨厌的男性名人。日本企业界的反对之声也非常强烈，保守、年长的男人主导的商界领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政府制定的女性高管目标也迟迟未能实现。
另外，在日本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文化中，需要照顾小孩的女性被迫离开职业岗位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男性。有媒体报道称，日本人力成本较高，一般家庭雇不起保姆，而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几乎没有老人有帮忙子女带孩子的习惯，因此绝大多数日本女性在生孩子之后只能选择辞职。
那些生孩子后选择继续工作的女性，她们又面临什么待遇呢？即便日本职业女性的数量和增长速度都很可观，但是她们的收入却显著少于男性。世界经合组织分析指出，日本女性结婚生子后很难再从事全职工作，大多数都从事低薪资的兼职工作，此外，日本政府在税收以及福利制度方面将婚后女性划分为被抚养者，因此客观剥夺了女性的就业权利，进而增大了日本男女之间薪资差距。
跳出日本来说，欧美很多国家也同样面临着人口出生率低的问题，这一方面意味着女性脱离“生育机器”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女性想要获取生育自由就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更多地工作。即便牺牲生育或照顾小孩的时间，女性在职场中仍然面临着很多不公平，包括与男性“同工不同酬”，工作和晋升机会比男性少，而失业的可能性却比男性高等等。除此之外，适婚适育年龄的女性还要面临巨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工作归工作，生小孩依然刻不容缓。
这一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笔者身边有很多职场中非常成功的女性，她们享受着自己的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也不觉得自己有生儿育女的需求。有一个好友，虽然小两口都不急着生小孩，但是婆家人却既希望她怀孕生子，又不希望她丢掉工作，因为一旦她不工作没有收入，就意味着她的先生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在被婆家亲戚直接指着肚子直接问“有了吗”的时候，她只能无奈把老公拿出来当挡箭牌。在中国对生育女性和孩子的福利和就业保障亟待完善的大环境下，女性几乎要独立承担失业的风险、生育的成本、以及来自夫家甚至是自己父母的指责。
根据国际调研机构贝恩公司在2014年11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女性的就业率虽然已经达到73%，但是女性在高层管理者中只占不到10%，只有男性的1/15。报告建议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支持女性的职业发展。“硬件”方案例如减少不平等的招聘、晋升和福利政策；“软件”措施则包括高层对于性别平等的承诺和鼓励、让更多的女性承担重要的工作，并且树立女性高层管理者的榜样等；除此之外，家庭成员的支持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让丈夫或其他人分担女性的家务负担。
对于想要更多关注家庭、但又不想完全放弃工作的女性来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职业女性”的诉求，但是不愿做全职家庭主妇），荷兰的情况或许值得参考。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1年，荷兰女性（20-54岁）就业率接近70%（2013年为70.4%），在需要照顾小孩的妈妈中有75%都在做兼职的工作，即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0个小时。
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中，除了在校大学生以外，鲜有兼职的职位可供选择，更不用说良好的工作待遇和基本保障了。如果一些工作量不是很大的职位，作为非全职岗位开放到求职市场中，尤其以女性优先的话，既可以减少雇主的工资支出，又可以为需要兼顾家庭的女性提供就业机会，不是一举两得吗？
当然，这是减少女性压力的可实践方案之一，更根本的还在于上面提到的硬性和软性两种方法，即提供更好的育儿及教育保障措施，实打实地减轻妈妈们的负担，同时也要注重引导民众们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消除女性“理应”生儿育女和照顾家庭等偏见，真正把女性和男性放在平等的位置，给予同样的报酬和机会，而不是仅仅因为性别的不同就给予差别对待。
（图文无关。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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