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联盟教育走红

家庭联盟:中国教育困境中的民众自救?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新年假期,在朋友老刘的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跟我说了无数次的“家庭教育联盟”。六个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围坐在老刘二十平米的客厅里。看着我这个被他们称作“教育专家”的访客,眼神里充满着期望。

老刘第一次跟我提起“家庭联盟”,是在一年前他的孩子小学升初中的时候。那年教育部门突然发文说为了制止择校暗箱操作,要严格执行“就近入学”,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的城市,只有户口簿才能决定孩子是否能上好学校。从政策吹风到发布只有不到四个月时间,没有任何征求民意的环节就直接落实,让不少为了孩子择校奋斗了至少四五年的家庭手足无措。眼见触手可及的目标就要成了黄粱一梦,这对于家长、对于孩子,真如灭顶之灾。(相关文章就近入学恰恰违反了教育公平原则

一时间,坊间和网上的家长论坛里炸开了锅,侥幸者有之,怀疑者有之,认命者有之,吐槽者有之。不少家长也像春晚相声《圈子》里说的那样圈里圈外找人……但是像老刘这样的家长却幡然醒悟:在这样的教育形势下,各自谋划的家庭就如同股票市场上的散户,终究都是刀俎间的鱼肉。孩子的教育不能听之任之,如果能够把志同道合的家长组织起来,变被动为主动,为孩子的教育和未来一起思考和设计,或许可以掌握教育的主动权。

老刘当初所不知道的是,他的想法已经被全国很多家长实践着。近十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以家庭为基础的“合作”教育,有些甚至发展成了现代的私塾。曾经在武汉某高校任教的张健柏,2005年离校办起了“今日学堂”,探索“融合思维与行为教育、中西方语言文化”的新教育模式,曾被当地媒体称为“教育奇迹”。2012年广东东莞一些家长自发办起了“清溪家庭教育联盟”,家长找到邻家小院,从二手市场淘来家具,自己动手装修布置,自己制作教具和玩具,家庭合作举办教学和亲子活动。这个家庭教育联盟迅速壮大,两三年的时间内从几个家庭发展到几十个家庭,正在向成熟的公益团体发展。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京的家长组织了家庭互助教育联盟 “魔法学校”,通过网络征集家庭参与,实践“个性化、创造性、实践型、生活化”的教育,通过游戏、运动、户外旅行、科学和艺术等方式全面培养孩子。担任教师的除了大学生志愿者,还有从事教育行业的家长。另外,北京、上海、昆明等地也出现类似的家庭教育联盟。

这些家庭教育联盟的出现,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家长不满于目前的“体制内”教育,希望能寻找到更好的教育模式,解决学校教育无法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在50年前的大洋彼岸,家庭教育也曾回归,而且同样与学校教育的不足有关。



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柔萨斯·约翰·路斯德尼(Rousas John Rushdoony)、雷蒙德·摩尔(Raymond Moore)及多萝西·摩尔(Dorothy Moore)夫妇、约翰·霍尔特(John Holt)等教师和教育专家公开反对学校教育,倡导家庭教育,原因是他们通过大量研究发现教育费时低效,损害儿童的学习、社交和思维能力和生理发展,过早的学校教育减少了孩子与家庭的感情维系,造成少年犯罪、短视和各种心理问题。传统的学校教育让学生通过取悦教师而受到关注和奖励,制造了非自然的学习过程,扼杀了孩子的独立探索、思考能力和创造性。这些专家呼吁家长重视家庭教育,并通过演讲和出版书籍、手册指导家长如何教育子女。

美国近期的调查表明,接受家庭教育的孩子参加标准考试(SAT)的平均成绩比在校学生要高,发展更加全面,更加自信、开朗,并有更好的社交能力。这种倡导家庭教育的理念启发了美国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协作教学法、综合教学法、自然教学法(其中包括我们现在所流行的“做中学”)等新的教学方法也为学校教育所采用。除了传统的出版物以外,很多教育网站全面介绍家庭教育的科学方法,分享教学计划和资料,建立网上论坛以方便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交流。国外家长也采用家庭教育合作联盟(homeschool co-ops)的方式,让不同家庭定期会面,一起组织教学活动或户外探索旅行等等。本世纪初的盖洛普调查表明美国公众对于家庭教育的支持率显著上升。  


但从目前中国家庭联盟的发展来看,冲锋在前的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对教育科学知之甚少、缺乏教学经验的家长。不少家长一开始对家庭教育抱着很高的期望值,不仅希望孩子的智力、思维能力、品德修养、身体素质、审美情趣得到全面发展,让孩子恢复求知欲和自信,还希望把“生活即教育”的理念贯穿在教育当中,让孩子有正常的人际交往和足够的生活自理能力。但在实践当中,大家才看到这样的尝试并不容易。

目前中国的家庭教育联盟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彻底脱离学校教育,家长们自己设计课程、实施教学。放弃了学校教育,家长们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缺少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和专业的评估指导。所谓“新教育”不是盲目地靠经验和道听途说、在现有学校教材基础上选用几本古书或者洋教材再加上些户外活动、亲子活动就可以搞定的。即便家长本身是教育工作者,如果要制订系统的培养目标,并开发相应课程内容,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资源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要付出用孩子来做实验品的代价。同时,有关家庭教育容易让孩子观念片面、缺乏人际交往、脱离现实“国情”等等争论也让家长们非常纠结。

另外,家庭办学在中国是立法的灰色地带。缺少科学的法律标准、严格具体的法律约束和有约束力的监管机构。家庭联盟的教育者水平参差不齐,一些错误思想和学习方法也误导了孩子;有些家庭教育机构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私塾,没有教育相关资质却自行编写教材、培训教师,学生越收越多,学费也越来越贵,但教育质量却无人监管、无法评估。发现问题时,孩子已经受到了不良影响,纠正也为时已晚。曾经风光一时的“今日学堂”先是爆出办学者本人涉嫌学历、经历造假,2009年又被当地教育部门以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及《义务教育法》为由取缔。

像老刘这样的家长选择的是风险较小的另一种运行模式——让家庭联盟和学校教育互为补充。择校风波过后,老刘召集了五六位初一新生的家长组成了家庭教育联盟。活动场地就安排在老刘家中。教学主题都由家长们提前商定。日常活动花费由家长平摊。孩子们每周在一起学习,内容不仅有数理化,也有历史和古文;不仅学习知识,也会进行礼仪、品德等方面的教育。家长常常聚在一起交流经验,商讨教育方法,共同的目标是为孩子营造快乐、轻松的合作学习氛围。

老刘和这些家长欣喜地看到,虽然家庭联盟并不能改变学校教育现状,但是在快乐的学习环境中,孩子们脱离了对学习的反感和抵触。以前学习兴趣不高的孩子变得喜欢学习了。过去拖沓的孩子生活开始有规律了。合作和相互鼓励让孩子们有了信心,除了学习成绩上看得见的提高,孩子们还开始主动学习感兴趣的新知识,某些科目比学校正常教学提前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孩子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家长们请来教育专家帮忙,给孩子们介绍学习方法、拓展思路。老刘孩子就读的学校对家庭联盟也很支持,多次以优秀的家庭联盟为例鼓励家长们互帮互助。学校老师经常到家中给学生免费辅导,班级还会安排有专长的家长到学校举办亲子课堂。

老刘和家长们并没有打算回避学校教育和考试,也没有计划独立开发课程,尝试教学改革等等。他们是从孩子们遇到的教育问题出发来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方式虽然保守,但是对于缺乏教育专业知识的家长来说,不失为一个因时制宜、立竿见影的办法。

然而,相比于庞大的教育体制,老刘和家长们的家庭联盟对孩子未来的影响有多大还是个未知数。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习强度增大,家长和孩子们究竟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既能够满足学校教育的要求,又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怎样客观地判断学校和家庭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正确是偏差?怎样才能真正变被动为主动,预见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和心理问题,科学合理地选择孩子的发展道路?怎样科学地、而不是仅仅凭借标准答案来评估孩子的学习效果,发展孩子的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和创造性?怎样让这些孩子保持个性发展,又不会在同龄人中陷入孤立?怎样让这个小群体融入大社会?怎样避免家庭教育的缺陷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怎样协调不同观念之间的矛盾?……这些本来是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共同研究的课题,现在只能靠像老刘这样的家长们自己去摸索。家庭联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的确孤立无援。

与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同行在家庭教育潮流中起的主导作用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还停留在观望和论战中。面对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家庭教育热和家庭教育联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明显跟不上步伐。 在2014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分论坛上,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提出:自发的把家长组织起来是不够的,专家的参与才能从尝试走向引领、从错误走向正确、从模糊走向科学。他设想通过家庭教育组织的经验分享、专家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家校合作共建等途径帮助亲子共同成长。但是,专家要怎样参与才能真正帮助家长和孩子?在缺乏相应教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仅仅凭着一些“成功”经验的推广和理论知识学习,不会让家庭教育联盟走向新的盲目模仿和形式化吗?这些设想,恐怕还需要理性的规划和实践的检验。

虽然当前家庭联盟实现教育自救的前景尚不明朗,它的出现至少让我们认识到:当学校教育不完美的时候,家庭合作教育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美国教师、家庭教育的倡导者约翰·霍尔特(John Holt)认为:家庭是孩子探索世界(也就是所谓学习)的最佳起点和最佳环境;不论学校教学水平如何,家长都应该重视。希望教育专家们能早日拿出适合的方案,帮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希望社会和学校能大力支持,让家庭教育联盟更好的发挥作用,真正地帮助孩子们沿着现代的、科学的教育方向发展。如果家庭是孩子教育的起点,请给创造他们一个更加开阔、自由、多彩、快乐的探索环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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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地
陈大地

陈大地,欧中国际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心创办人,致力于推动中西经济、文化、艺术及教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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