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无家可归者享受免费食物

荷兰穷人不思上进:福利社会的不治之症(组图)

荷兰穷人系列一:荷兰每10个人中就有1个是穷人
荷兰穷人系列二:请给我一个安静的地方手淫

(荷兰在线)荷兰,被认为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近年数次类似的世界排名,荷兰均名列前茅;去年5月份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作的近30个发达国家的儿童幸福指数排行,荷兰更跃居首位。

已经过去的2014年,荷兰人的幸福感更强了。日前,荷兰国家博彩中心半年一次的调查显示,尽管被马航MH17事件的阴影笼罩着,但是,40%荷兰人认为自己比2013年更加快乐,表示不快乐的只有19%。

然而,荷兰并没有因为这类排名而感到自豪,政府没有把这个列为政绩,媒体没有迫不及待地传达“正能量”,市民更没有因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国家”而感恩戴德。

荷兰的媒体,更多关注荷兰的“贫穷”。

“贫穷”在荷兰是一个有硬指标、有技术层面分析的概念。

近年来,荷兰“穷人”的比例一直在10%上下浮动,更有1/9的儿童生活在“贫穷状态”之中。

物质的穷,在经济基础发达雄厚的国家,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心灵的贫穷,就是那种不思进取,无所事事的穷呢?

穷人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的荷兰,常常被批评是个“养穷人、养懒人“的国家,这种声音,特别来自荷兰的华人社会。人穷志短,还是穷则思变,中国成语总是给以模棱两可的答案。在荷兰,的确有变着法子长期领救济金生活且不思进取的的人士和家庭,并且,他们也享受着假期,过着悠闲的生活。

荷兰的穷人们,有改变自己现状的打算和冲动吗?



在荷兰城市多德雷赫特,有两名名叫汉妮·维克豪特(Henny Weekhout)和劳拉·洪德斯(Laura Hoenders)的女人,她们属于当地基督教福音组织,多年来一直坚持每星期一次站在固定地点,为无家可归者甚至有家可归的孤独者提供食品,这些食品中有汤,有夹肠面包,有水果,有饮料。如有人捐赠衣物被子,她们也会分发给需要的穷人。来领取救济的穷人,不仅仅是拿完东西就走,他们还会和这两位女士彼此交流一番。

“最近平均每星期来的人有15个至35个吧,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汉妮说。

在这些流浪汉、孤独者中,有悲惨的故事,例如某位亲人忽然离世,也有励志而最终改变了自己处境的,例如有流浪者戒掉毒瘾重新步入人生正轨,然后给她们发来感谢信的。不过,可惜的是,她们听到的更多是有些人重蹈覆辙的故事:有谁又犯罪被关进监牢了,或者又有谁被迫戒毒了。

她们的善举,得到的并不全是喝彩声,也有批评的声音。有人说,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些是领取救济金的,他们在这里又吃又拿,把节余下来的钱移作他用,比如说买毒品什么的,这种善举实际上是在助长他们的懒惰,也为他们重新走入歧途制造了机会。

这也是这两位善心的女士常常关心思考的问题。



荷兰对贫穷问题的关注,更多地表现在让这些穷人不会失去“社会参与”的机会。荷兰“贫穷” 的定义之一,就是因为生活资源的不足而未能保证其“社会参与”。 

去年8月17日晚间,荷兰有一档电视节目专注贫穷问题,这个节目采访了近2万人,其中2000人承认生活在贫穷线之下。这项采访数据显示,有51%的被访穷人,很为自己的“穷”感到羞愧,因为没钱,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不能“参与社会生活”,例如不能和其他家庭一样常常去电影院、经常出席各种派对等。“孩子们更加难过,他们不敢组织生日会之类的派对,也常常不敢参加小朋友的派对,因为没钱买礼物,渐渐地孩子们不再被邀请,不被得到同龄人的认同。”因为穷,他们不能和其他家庭一样外出度假,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没有了经历,没有了谈资,因此感到孤独,自觉成了异类。

因此,这次有近2万人接受采访的调查中,60%的被访者认为,即使能够有足够的收入保证“生活的第一必需”,即吃、住和医疗,但是他们仍然可能是“贫穷”的。他们虽然无需愁吃愁穿,可能也只是一群不合群的游离的高等动物,但是他们是高等之中的低等。

调查的另一个发现,是荷兰“穷人”的不思上进。89%的被访穷人认为,自己的“穷”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外部环境造成的,特别是金融经济危机让他们变穷了。

于是,大部分穷人静静地等,等待经济好转,等待重新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余可以上上电影院,看看流行音乐会,到远一点的地方度度假,更多机会出现在各种亲友的派对上。

当然,更有安于现状的穷人,因为他们饿不死,冻不着,44%的被访穷人平静地告诉调查者,他们估计这辈子就这样穷下去了,因为他们找不到摆脱贫穷的出路。也许他们根本没有找出路,也许他们认为目前的状态也无须“摆脱”了,因为他们有吃的有穿的也有住的。

这种等待的心态,安于现状的心态,倒是荷兰在“脱贫”过程中需要严肃对待的,起码不少被访者和网上留言者都这样认为。



在一些荷兰的穷人依靠社会福利过一辈子,也准备过一辈子的同时,一个荷兰穷人“励志”的故事,却是发生一户华人家庭。但是,他和他的母亲却没有刻意去“励志”,一切是那么自然而然发生。

90年代末,因为在荷兰电台工作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华人青年及其母亲,这位青年叫马伟基(Whee Ky Ma),祖父20年代就来荷兰谋生,他属于华人第三代。1993年他才14岁,考上了格罗宁根大学,被荷兰媒体誉为“荷兰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生”;2001年,他22岁通过了博士论文,也是当时“1931年以来最年轻的博士”。(不过这些年龄纪录现在已被打破。)

马伟基成长在一个单亲母亲家庭当中,还有两个弟弟。记得大概1999年时候,一次侨界活动之后,我和马伟基的母亲一起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她告诉我,由于要照顾孩子,她无法工作,长期依靠救济金生活。孩子小的时候,就爱读书,哥仨都一样,最大的娱乐就是兄弟们下下棋,玩玩旧游戏机。虽然有假期金,但没有汽车,买不起飞机票,也无法去得远一点,就常常一家四口,骑单车到附近树林子中,玩上一天。她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地养大了孩子。

马伟基14岁考上了大学,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年满18岁才可以享受大学助学金,但是,马家怎么能拿得出钱供儿子上大学呢?幸好,当时一个国际的民间基金会伸出了援手,支持了马伟基的学费,直至满18岁。

根据网上的资料,马伟基后来去到了美国,从事神经科学的工作。在加州大学期间,他同时担任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副主席,对教育心理、教育政策和教育科学有着长期的关注。

也许是少年时代的经历,在马伟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伟基于2004年开始接触中国的农村教育,当时他曾专程赴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系统。2005年,他和一批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国注册成立了“乡村教育促进会”,他担任理事长。乡村教育促进会是一个希望通过“素质教育”来改善中国农村儿童生活状况的国际性非盈利组织,最终将学生培养成未来农村社区建设者,让他们为自己家乡的发展建设添砖加瓦。

最近数年,我已经没有联系马妈妈,想必她已经摆脱了贫穷,而马伟基,却在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充沛的精力,继续帮助中国有困难的孩子。

青年是希望,青年人有未来。但是,成年的穷人,步入中年的穷人,甚至老年的穷人,如何让他们摆脱贫穷,特别是心灵之穷呢?是否能够让他们有工作,有社会接触,有社交往来,有社会参与,在社会生活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但是,在经济低迷以及科技的进步剥夺了越来越多人的工作与就业机会的今天,政府又有何措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呢?

励志的精神鸦片、心灵鸡汤,还有什么榜样的力量,似乎在荷兰这样的国家,是不怎么受待见的,荷兰人看来更加喜欢让人忘情而陷入迷幻的大麻。

但是,无论如何,荷兰起码在人道上保证了穷人基本做到衣食无忧吧。不过,荷兰社会的福利也在不断的退步,将来,还能保证有老人金,租屋津贴和儿女津贴等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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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鸿
黄锦鸿

黄锦鸿,原广州大学教师,作家。1990年来荷,先后任荷兰公共广播组织NPS中文部制作人、星岛日报驻荷记者和中荷商报主编,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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