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扫黄，为什么越扫越黄？

 

 

21世纪的前15年，在中国18岁到61岁的男性群体中，曾经找过小姐的人数比例在不断增加，人数的百分比预计在2020年可能会增加到17%左右。请读者要千万注意了，这个数字说的可不仅仅是年轻男人，还包括了61岁的老头子们啊。请看下面的图表。

 

 

 

 

 

从上面的图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995年起，公安机关处理的“卖淫嫖娼”案件数就在不断地增加，数字从1995年的18.5万增加到2001年的23.9万，达到最高峰。这种“扫黄不断加码”的情况，在我们调查的《男人找小姐的比例》中也得以显现，因为从2000年到2006年这6年之间，找小姐的男人确实减少了一些。

 

可莫名其妙的是，从那以后，经公安局处理的案件数目却直线下降，除了在2008年的奥运会期间出现的小幅反弹之外，统计数字一直下降到2013年的8.4万个案件。这数目仅仅是2001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难道是国家不再扫黄了么？问题是国家的扫黄行动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尤其是在2010年那次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扫黄大风暴”中，人人都以为，抓到的嫖客和小姐，肯定会大幅增加，甚至可能会是天文数字。恰恰相反的是，国家自己公布的数字却告诉我们，被处理的这类案件数目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一点！

 

 

中国在这方面的法律与政策，从来也没有修改过，可是为什么找小姐的男人人数一直在增加，而警察处理的人数却自2001年以来基本呈直线下降的状态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发挥了如此之大的作用，以致案件数目减少？

 

如果我说了，还真怕你不信。这背后的原因，与政治无关，与道德无关，与性也无关，与女权主义更无关；完全是一个“警察创收”的问题。

 

在2001年之前，公安机关在处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时候，罚款中会有一定比例的钱，可以用于该机关的工作经费。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警察（和各种辅助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断加大力度去抓卖淫嫖娼。那时候，河北一带的民谣是这样形容的：“抓了放，放了抓；不放不抓没钱花”。广东的老百姓则指着派出所的大楼说：“嫖娼的修的墙，卖淫的装的窗。” 因此，从1995年到2001年，案件数才会迅速上升，并达到顶点。

 

不过从那以后，国家的政策变成了“收支两条线”。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任何罚款，首先必须全部上缴，然后国家再根据需要，拨款给你，而且并不是根据你罚款的多少来拨款的。简单地概括：国家再也不允许公安机关单位从扫黄活动中“提成”啦。你罚款再多，对你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如此一来，抓小姐的所有人，积极性全都一落千丈。此后的一切“抓”，全靠每年几次的扫黄运动，全靠上级的强迫命令。即便如此，“抓”的积极性仍然在直线下降。所以，最近15年来，男人找小姐的之所以迅猛地增加；不仅仅是因为男人越来越变“坏”，也是因为警察越来越不抓。

 

 

以上所述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才是性产业发展的真正动力。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那么就最好不要去讨论什么“合法化、非罪化、罚嫖不罚娼、官办红灯区”等等的洋人问题。

 

这些主张，无论多么先进，多么精彩，离我们中国的现实生活还是太遥远。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性工作者被视为“旧社会的沉渣泛起”，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罪人，而且是政治上的敌人；因此，上述的一切主张，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相反，这仅仅是文字游戏，对于现实生活却毫无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的性工作者们，其实并没有“卖淫合法化”的奢望。她们最现实的诉求就是：停止扫黄！因为扫黄是上级的强迫命令，就连那些平时同情小姐的警察，在这种时候也不得不去抓小姐，以便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黑社会势力，更会乘机敲诈勒索小姐。这就意味着，合法不合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不抓。只要不抓，哪怕少抓，那就是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我多年来一直主张的“禁娼的空壳化”的真正原因（“空壳化”的意思是使禁娼法律法规变得徒有虚名，表面上禁娼，实际上对卖淫嫖娼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禁娼空壳化”的实践其实非常简单：不必去改变任何法律或者政策，仅仅实现“有法不依”或者“执法不严”，就足矣！如果再加上“操作很难”（安全套不能作为证据）；那么，扫黄就必然会变成一种徒有虚名的“表态”，一种法律的自我陶醉；对性工作却不会产生多少实际威胁。

 

 

因此，我们应该多讲一些警察同情小姐的故事，来表扬他们、推动他们。如果在今后的几年之内，能够把小姐被抓的比例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那么小姐被抓这件事，就会变成一种普通的职业风险，性工作并不会比很多其他职业更危险，例如矿工、司机，甚至例如警察自己。这，岂不就是实际上的合法化吗？这才是最可能实现的理想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