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大众还是保持独立：对荷兰博物馆的反思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创意产业经济如何倒逼荷兰博物管进行创新。这一篇文章里，我们将重点介绍对这一创新过程的反思。反思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博物馆，是应该迎合大众口味还是保持独立性？

一桩改名事件引发的思考

米菲兔博物馆坐落于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在荷兰特别是青少年中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然而很少人知道，米菲兔博物馆的官方名字其实是“迪克.布鲁纳中心（Dick Bruna Huis）”，这是为了纪念“米菲兔之父”、也是荷兰著名的插画家迪克.布鲁纳（Dick Bruna）而命名的。该博物馆于2015年6月至12月期间处于闭馆状态，重新开馆后，将正式更名为“米菲兔博物馆（Miffy Museum）”。因为相比起作者，观众更知道米菲兔。

据米菲兔博物馆市场部主管Bleeker女士介绍，这次重新命名将是米菲兔诞辰60周年的之际的一个难忘的里程碑。更名之后，博物馆将集中展现米菲兔，并环绕米菲兔策划更多的活动和展览，而不再包含迪克.布鲁纳的其他艺术作品。Bleeker女士表示：“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结合非常重要，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全套大餐，了解我们的观众群，从而制定针对他们喜好的展览是我们目前需要做的。”

米菲兔博物馆不是个例。在持续不断的创新中，不难发现，荷兰的博物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密闭的大型空间，单向为公众提供一个开放式平台来获取知识与信息。更多的，荷兰的博物馆倾向于接近观众，以他们为服务的核心，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制定博物馆的发展策略。并且越来越多的荷兰博物馆拥有了自己的市场战略部。

这样的转变也带了反对的声音。笔者曾经向BAK文化中心主管van Meeuwen先生提问，为什么BAK不做一些商业创新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van Meeuwen先生的回答是：“BAK想保持身份的独立，作为一个文化艺术机构，和商业行为保持距离，才能更好的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对我们的社会进行一些反思和讨论。吸引观众固然重要，但展览本身的独立性更重要，我们给观众提供思考的空间而不是迎合观众”。同时，作为资深文化艺术机构的管理者，他对政府给予创意产业经济的大力支持的同时对文化和艺术机构大幅度削减预算，深表忧虑。

笔者很好奇，从政府的立场来看，创意经济产业下的荷兰博物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为此，笔者采访了资深文化政策制定专家Ahmadali先生，他现供职于阿姆斯特丹市政府。Ahmadali先生肯定了荷兰博物馆对于创意产业经济发展迅速的突出贡献。他不认为荷兰博物馆应该避免商业化，因为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同等重要。同时，他也强调博物馆参观人数并不并与文化价值成正比。在谈及政府如何看待荷兰博物馆将商业和文化资本进行转化这一进程时，他提到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实践，比如，阿姆斯特丹政府文化政策制定部门常常召集位于阿姆斯特丹的40余家博物馆一起开会探讨，商议如何更好的开发潜在市场。

艺术还是文化产品？

在文化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双向转换中， 荷兰的博物馆也处在一个有趣的变化中。种种迹象表明，荷兰高速发达的创意产业经济激发了荷兰博物馆的创新；同样的，荷兰博物馆的创新也使创意产业经济在荷兰发展的更好。相比从前，博物馆增加了娱乐功能，经济价值，与观众保持互动，并有专业的市场部研究潜在观众群。

在从前，荷兰博物馆像一件精美昂贵的艺术作品，远远的悬挂在空阔密闭的空间里，你可以走近，观察，欣赏，学习。但是这有几个问题：第一，它完全是单向的；第二，艺术作品普遍昂贵，无法复制，几乎不能私自拥有；第三，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也不是所有人都感兴趣。

但现在，荷兰博物馆的创新，激发了新的观众群，给了观众更好的体验式服务。“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这样的理念将观众变成了创造者。根据观众的喜好，满足了日益增长的社交需求，娱乐需求和休闲需求。比如，博物馆附带的咖啡馆，餐厅，酒吧，商店和无线网络，这些都让观众进行消费，复制，创造，分享和拥有，将他们自己的博物馆体验带回家或是分享给他人。荷兰博物馆就像每个人所能拥有的文化产品一样，它平价，没有距离，可以人人拥有。

就在不久前，荷兰梵高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式的出口被几千多向日葵点缀，组成了一个迷宫式的迂回展览，而画家文森特梵高本人也被赋予了新的现代文化含义。



总结与思考：另一种声音

艺术史的发展从过去的为宫廷，宗教，政治等服务，转变为与“自我”发生关系。现代艺术以来，自我表达逐渐作为传统，艺术家叙说着自己的真相。除此之外，社会参与也是当代艺术的发展特点，从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到“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

荷兰博物馆通过大量创新，加强与观众互动，将他们从观众变为创作者，使这些对艺术感兴趣而不知如何入门的人可以近距离体会到艺术的乐趣，进一步使这些没有接受过正统艺术教育的普通人也可以开始自己的艺术创作就是当代艺术进步发展的一个表现。

但是，著名艺术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Claire Bishop在2013年出版著作《激进的博物馆》一书中，警醒博物馆业界需要用一种正确的姿态来面对博物馆的转变。 这本书以三个欧洲当代美术馆的另类实践作为研究的基础，指出当代艺术里的博物馆已经由19世纪的精英文化模式变为休闲娱乐的流行殿堂。其中一个研究范本就是位于荷兰埃因霍温市“Van Abbe当代艺术博物馆”。

与此同时，著名英国装置和视觉艺术家Grayson Perry在BBC发表演讲谈及博物馆鼓励“人人都是艺术家”时提出反对的声音，他说“提倡民主的大众审美非常糟糕”。

笔者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社会和媒体的产物。最大的问题并不是高度发达的经济对我们所产生的物质诱惑，而是我们已经不对社会的种种不平有所感悟，我们忘记了保持个人的抵抗方式。这种个人的抵抗方式让生活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也就是艺术和现实的距离。在艺术中，可以建构非常规的行为和不合逻辑的情境以表达我们对社会的反思和生活的感受。这些建构最理想的状态是既能够独立于现实之外又可以让现实中的个人自省。

而博物馆所要做的是，是帮助观众建构起这样一种艺术和现实的距离，除了通过商业创新激发观众对艺术参与兴趣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包含文化价值的高质量的展览来警醒观众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反思，通过艺术使个人与社会保持距离。如此，才可以在高速发展的创业经济下更好的发展博物馆。

作者：汤溪Sissi Tang，小宇宙工作室创始人。荷兰乌特勒支艺术学院艺术管理硕士，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专业学士。曾在云南支教，北京做艺术咨询，德国科隆拍纪录片。 现任荷兰国立博物馆项目研究员。（littlecosmostudio.com）

插画：张颖诗 Vincy Cheung，插画家，设计师。 生于香港，毕业于美国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目前生活居住在美国纽约。（vincycheu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