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年轻人如何参与政治

文/南国孩子

（本文作者系台湾人，现于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攻读博士生，“非典型政治系学生，正在学习如何做人类学与民族志研究”）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1月中旬，随着民进党以压倒性优势大胜国民党，台湾迎来第三次政党轮替。

说起国民党败选的原因，除了归咎于马英九政府八年来因施政表现不佳引起的民怨，更由于官员缺乏与民众沟通的诚心，关键时刻的危机处理能力不足，以致逐渐失去民心。此外，国民党高层近年还终于意识到一个现实：“国民党既不擅长经营社群媒体，也不懂得透过互联网与网民交流信息，更不了解台湾年轻人的想法”。

当然，互联网和社群媒体毕竟只是工具，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在理念和本质上进行改革，依旧很难获得年轻人青睐。曾几何时，倾听年轻世代的声音并妥善响应，成为一个执政政府必须学习的课题呢？难道年轻人就是近年台湾社会运动和街头抗争风起云涌的所有原因吗？

从台湾政经社会的变迁历程看来，当各议题因争议产生的抗争事件，举凡环境、性别、妇女、劳工、土地、农村、都更、司法、教育、医疗、卫生、媒体、科技、交通、伦理等议题，当中的发起者或运动主力，不一定就是所谓的年轻族群，而是努力争取公平正义、替受迫害者发生并捍卫权益的各界相关人士。然而，若要分析为何原先存在民间的多股单一势力，能逐渐在近年合流汇聚，进而形成大规模“公民运动”的话，台湾的青年世代，应是扮演最关键角色的一群。

那么，近年的台湾青年世代，究竟是如何投入政治参与呢？他们所做的，就只是在计算机前敲敲键盘，在社群媒体上谩骂而已吗？走出网络世界后，台湾青年还能做些什么呢？以及，就算走上街头，他们除了摇旗呐喊、大声批评政府以外，究竟还能提出哪些论述和诉求呢？

撇除近年各县市层出不穷的抗争事件不谈，我想讨论几项对台湾青年具指标性意义的政治参与经验。

1. 野草莓运动

野草莓运动的故事要追溯到2008年11月。在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期间，由于警察单位以执行维安之名，以粗暴方式对付表达不同意见的民众，引发一群教授和学生抗议行政滥权、警察不当执法侵犯基本人权，以及“集会游行法对于集会自由的不合理限制”。

这场以教授发起、学生为主体的静坐抗议，从最先行政院前的几百人、到自由广场的数千人；从最初台北市，到随后全台各地公共广场和众多校园的响应，使得整个运动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值得一提的是，运动过程中，原先几乎互不相识的大批学生，自发性地组织起分组、分区讨论，再由各组、各区代表共同决议下一步的走向。从各地分散的参与，到运动者集结至台北的大游行，乃至最后退场，整个决议过程都符合民主精神。

这场持续一个月的运动，对于现实政治有哪些实质影响呢？在一位教授被检方认定为首谋且依据集会游行法起诉后，台北地方法院法官曾声请大法官解释，而司法院大法官最终于2014年3月合作成释字第718号解释，认为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违反比例原则，以及违反保障集会自由之意旨，进一步宣告相关条文违宪。

对于台湾的青年世代而言，这场运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许多往后几年逐步崭露头角的学运领袖、社运明星乃至新世代政治人物，当年几乎都参与过这场运动。甚至还有不少青年指出，这场野草莓“学运”，就是他们这辈子投入的第一场“社运”。运动结束后，不少青年运动者继续参与了其他议题引发的社会运动，或者投入校园公共事务的讨论，无形间也鼓舞了更多青年的公共参与意识。因而，对于当今台湾青年世代来说，野草莓可说是导引他们参与政治的关键起始点。

2. 首投族国政观察团

野草莓运动落幕后，台湾在2009年和2010年，持续经历由社运掀起的波澜。特别是2010年，由土地、环境、劳工问题等引发的火苗，引发出熊熊社运大火烧遍全台，也对当时执政的马政府表达愤怒的声音。着眼于2012年年初将举行总统大选，一群集结全台二十余所大专院校学生自治组织的代表，于2011年9月成立了“首投族国政观察团”。该观察团的团长及相关干部，也是由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担任。

所谓“首投族”，意味着因年满二十岁而拥有生平第一次投票权的青年族群。对那批当时的青年来说，他们的首次投票就将要献给决定台湾领导人的总统大选。因而，首投族观察团的主要诉求，便是希望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听见首投族的声音，并且重视青年政策。当时，观察团提出了七项政策口号，包括“救”学贷款、调整学费、提升“校”能、产学合作、我要工作、安心成家、环境永续。



在短短几个月的运作期间，观察团分别在全台北中南举办了六场青年论坛和五场记者会，甚至请到总统候选人来与首投青年对谈。他们于2011年12月底公布青年的请愿书和对青年所做的民调结果，希望无论哪个参选政党的候选人当选，都能反映青年世代的观点。

之所以分享这个观察团，一方面是由于她表达出台湾青年除了投入社运、街头抗争和批判政府以外，仍旧可以通过温和性质的政治参与方式，发出属于青年世代的声音。另一方面，与野草莓运动相似的是，许多参与这次首投族国政观察团的成员，也在往后投入了实务政治工作，甚至参与了政党组织活动。因而，如果说台湾青年世代的政治参与，是早在学生时期即开始累积的话，一点也不为过。

3. 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反课纲黑箱运动

在讨论完前两项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后，对于该举什么当第三个例子，困扰了我很久。终于，我决定选择发生在2015年的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反课纲黑箱运动，作为本文分享的最后一个例子。这个运动可能会挑战一般人对于政治参与的想象，包括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场运动的参与主体，有很大比率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高中学生，尚未年满二十岁，甚至可能不满十八岁的高中生。

故事要从2014年年初开始说起，在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部分修正表之后，遭致许多民间团体和学界批评。除了质疑修正内容不当，批评者还质疑课纲委员的专业性，以及调整过程的审议程序出现黑箱作业的问题。往后数个月，经历政府、学界、反对党与民间团体等多方势力的交锋后，教育部依旧决定“微调”国文、历史、地理与公民科的课纲。



终于，在2015年5月1日，台中一中的学生在创校百年校庆上高喊抗议口号，吹起高中生反对微调课纲的号角。随后，由全台湾各县市高中组成的“北区高职联盟”、“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以及“桃竹苗区高校联盟”等，共计超过上百间学校的学生，向教育部和国教署表达严重抗议。在官员前往各校与学生座谈的过程中，学生毫无畏惧地向眼前的官员提出论辩。这场运动一路持续到八月，期间还包括学生组织的记者会、定期发布新闻稿、街头论坛、台湾历史讲座，以及教育部长和学生的会谈等。最终，教育部并未暂缓实施新课纲，但决定由各校自行选择新旧课纲。

这场反课纲黑箱运动发生前，台湾先后在2013年和2014年，经历两场台湾史上规模数一数二的公民运动：一为因军人洪仲丘在退伍前离奇死亡，国防部又极力掩盖真相，而引发民间组织的“白衫军运动”；另一则为肇因于对台湾政府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签订和审查程序不满，而引发的“太阳花运动”。于是，接续在两场公民运动之后，又目睹这回由高中生作为主体之反课纲黑箱运动，这带给我的启发为，台湾青年世代的政治参与的影响所及，已不只是那些年纪已具有投票权的成年人，也包括了名义上的青少年，而这些青少年的能量，正是往后青年世代参与的来源与基础之一。

台湾青年世代的政治参与

相较于上一世代，台湾青年世代的政治参与诉求更迫切、更强烈。如果一个民主社会只剩每逢选举时投下号称那神圣的一票，而没有其他参与方式来表达心声的话，将无法满足台湾的青年世代了。

对我来说，无论何种方式，各种青年政治参与背后，都蕴含了台湾青年对社会的人道关怀。他们通过参与其中，努力提出心中诸如基本人权、程序正义、公平等等的理想诉求。特别是这些年，台湾人民生活过得苦闷──低薪、高房价、庞大压力令人喘不过气来...。当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弱势、少数族群，均感受到自由和发展等方面受到压迫时，不再躲在网络世界抱怨，而是站出来展开行动，捍卫人权与基本价值的，不是别人，正是为数众多的青年世代。

走上街头、组织活动，选举结果，都只体现了青年参与公共议题的部分结果。如果台湾的公民意识已普遍觉醒的话，下一步应该就是对政经结构的监督，与强化公民社会多元观点之间的沟通，以使各项民生百姓关心的基本需求得以实践了。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多读几篇吧！

海峡对望：台湾人眼中的大陆、大陆人眼中的台湾
【传媒生力军】香港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两岸经济一体化不会消解台湾的本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