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

（荷兰在线）两年以前，当作家吴晓波第一次在网上读到《共此诗歌时刻》一文时，被这些出自底层打工者的优质诗作深深感动。震动之余，他邀请该文作者秦晓宇编纂一部当代工人诗典，后来又辗转联系上纪录片导演吴飞跃，三人相约开启一项拍摄计划，这个计划的终点便是纪录片《我的诗篇》。

他们把关怀指向中国的3亿打工者，并将镜头对准六位特殊的打工诗人。他们是“中国制造”的缔造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忽略，而这些诗歌是他们的集体发声。

“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这是《我的诗篇》在影片介绍里写下的第一句话。这部关注底层的纪录片，在文艺青年云集的豆瓣网上得到了8.3的高分。一句热门评论写道：“诗人在民间。一切却如未曾发生一样沉默。”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金马奖最佳剪辑提名……在收获了业界和民间如潮的好评之外，这部片子其实却只是秦晓宇的纪录片处女作。

在刚刚闭幕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上，荷兰在线记者（以下简称“记”）专访了秦晓宇和他的团队（以下简称“秦”）。

记：选择拍摄的这几个诗人样本都是怎么选出来的？是根据诗歌的质量、还是因为觉得他们的故事比较有典型性？

秦：他们都是被《当代工人诗典》收录的诗人。其实中国写诗的打工者还是挺多的，应该有上万人。现在打工的基本上都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能够表达了。中国工人有三点几亿，万里挑一也有上万人。其实对于文学来说，重要的是杰作，而非一些泛滥的平庸之作。如果你要讨论工人诗歌的文化问题，最基础性的工作还是要做一个精当而全面的选本。将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选进来，这是进行诗歌研究的根基。只要有了这一本诗集，我们拍摄的对象就是从这本诗集中挑选出来。

但是，我们在拍摄时要考虑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诗歌写得好坏的问题，还要看他们在各方面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于不太了解中国工人现状的人，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他们触摸到中国工人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

我们在考虑了样本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之后，选择了6个文本作为纪录片的对象，然后再从这6个人的作品当中选择作品，选合适的作品放在合适的地方，很多都是节选的，所以还要精确到，放哪几句。

记：工人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他们写诗是在下班以后回到宿舍写，还是说在工作的时候就在写了？

秦：他们写作的状况不太一样，有些流水线工人的工作强度高，是没有办法写作的；有一些的话就是看机器运作，强度相对没有那么大。像你在片子中看到的那位女工，她就是把诗写在工作表格的背面。那一张表格是她作为工人的履历，同时也是她的诗歌的履历。

记：这些打工者的诗歌是怎么收集的呢？

秦：主要是互联网。过程十分麻烦，如同大海捞针。他们会将诗歌放到网上，我们就是从网上收集的，有时也包括一些诗歌刊物，但肯定会有疏漏的地方。

记：现在国内主流文学界对他们这些诗歌作品的认可程度有多高呢？

秦：并不太高。首先，写新诗越来越变成非常小众的一件事，不太被大众所关注。主流文学界更多的评论家可能在写小说评论、电影评论、或者是艺术评论。其次，当前新诗的中心非常单一，几乎就是集中在北大这一块，主流文学界对其他的创作群体也关注度不够。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就是尽可能多地让主流文学界来作评。

记：有没有从这些工人群体中成功走出来成为主流诗人的例子呢？

秦：有。有一位叫做郑小琼的女工，她是80后女诗人，当时在广东的一个五金厂干了5年时间，非常辛苦。在那里她开始写打工诗歌。后来她就是得到了主流诗歌界的承认，现在在一家杂志做编辑。

记：现在她生活改变了以后，诗歌的风格改变了吗？

秦：她还好，她的阅历正是她诗歌的特色之处。

记：我觉得这些工人诗歌都很接地气，言之有物，很感人。

答：是的。这些工人诗歌反映的东西都是很实在的，关于生活的，不是无病呻吟。

记：我们看到6名诗人中只有一名女性，女工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秦：工厂里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关于女工，甚至被上升到“月经政治”的高度。很多工厂倾向用女工，因为她们不会闹事，易于管理，薪资水平较低，为了解决女性月经的问题，有些工厂甚至用药物来控制调节。女人进城打工，本身就是有着解放的意义，因为她们离开了来自家乡的很多束缚，就像离开了一个牢笼一样。

记：这些工人诗人的诉求是什么呢？是想要追求更加安全的生产环境，更高的薪水，还是只是说希望自己写的东西在网上被发表，被更多的人阅读？

秦：都有吧，这些方面他们都会关注。多赚钱总是好的，对于他们来说，基于文化程度不高的现实，有的因为可能要负担工伤后的生计，或者结束不幸的婚姻之后，都希望能够找到能胜任又能维持生活的工作。

记：你觉得你拍这部纪录片是出于对诗歌还是对工人的关怀？

秦：两者都有，诗歌是边缘文化，工人是弱势群体。

记：当今中国电影被人诟病的就是没有能够反映社会现实，但还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很多纪录片是非常反映现实的，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状态的拉扯下人们的面貌和思想等等。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纪录片处在比较边缘的状态，比如人们对纪录片的接受度。

秦：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是，中国的纪录片正在维持着中国电影的颜面。就像新诗取代旧诗一样，这需要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因为观众需要培育。现在中国很多做纪录片的其实都放弃了中国的观众而转向西方。比如，纪录片手法变得很西化，大量使用西方人熟悉的隐喻，等等。这是有些遗憾的，但也无可奈何。主要原因是，西方的纪录片市场有非常成熟的受众、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发布渠道，而在中国，很多纪录片因为题材都无法上映。

记：其实在西方社会，纪录片是一个推动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是一体的，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中国纪录片在这方面的意义就被限制了。

秦：推动肯定是有意义的，孙志刚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总的来说事在人为。在没有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谁会去关注这些事情呢？

记：你们这部片子的定位是中国观众还是西方观众？

秦：我们做这部片子不会刻意定位在西方观众，我们想给西方观众看，但也想给中国观众看。但是，我们不会做一部不能在中国大陆中播放的片子。

记：我看到你们这部片子在开拍前还曾做过众筹。所有这些投资中，众筹占得比例大概是多少？主要是谁在捐款呢？

秦：投资的总金额约400万，众筹大概筹到了21万，占到总投资的5%左右。大部分都是不认识的人给我们筹钱，其中有一个人一捐还捐了6万块钱，他就是觉得这个项目值得支持，所以就捐款了。众筹主要筹的是人气，因为这个项目涉及到中国社会一个广大的群体，支持是很重要的，同时可以检验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关注这个群体。

记：这是你们合作的第一部纪录片吗？

秦：飞跃他们公司以前在互联网上拍一些微型的纪录片，这是第一部长篇纪录片。他们以拍摄纪录片为主的创业，一方面要出好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要为这些好的作品寻找一个可以循环的商业模式。我们现在看到国内同行走的这些路线都挺困难的，在和投资方谈我们项目的时候，听的人会很多，但是最终连几万块钱都可能拿不到。现在中国的现状很痛苦就在于，很多人放弃国内的市场，跑到国外的市场，但是从国外市场上又拿不到多少钱。在国外拿了钱吧，做出来的东西在国内又不能播。这个产业在国内没有办法健康地循环起来。我们现在想要创造一种模式，在中国将这种可循坏的产业模式和其他同行运作起来。

记：这次来荷兰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积极响应的发行商？

秦：几乎没有。这次经历就是让我们明白，有些路就是要绕着走，资金拿到手是很困难。拍出的任何一部作品，首先观众应该是来自母语群，特别是我们以诗歌作为轴心，很多韵味在翻译过程中就丢失了。中国的体制导致有很多优秀作品没有办法触碰到观众。

记：关于纪录片的资金以及投放渠道等等，在其它一些国家会不会情况比较好？

秦：欧洲要好很多，资金方面有基金和公共频道的支持，也有观众。荷兰对纪录片文化是很支持的，比如在昨天的颁奖典礼上，有位荷兰评委就说，《饥饿游戏》在荷兰可能都很少有人看，但纪录片一定有。中国大陆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发生，院线非常商业化。

（蓝菲、常远亦对此文有所贡献。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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