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德法难辞其咎

文/宋迈克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希腊债务危机在最近一个多月中的发展充满戏剧性：年初凭借停止紧缩政策的呼声而胜选的希腊激进左翼政府与欧洲机构的谈判陷入僵局，总理齐普拉斯突然宣布就欧洲机构的方案在希腊进行全民公投。7月5日，超过六成的希腊民众投了否认票后，齐普拉斯回到与欧洲机构的谈判中，却遭遇了以德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的严厉制裁：在7月12日至13日连续17个小时的欧盟首脑会议中，他迫于压力，接受了一个更加严厉的协议。这一版本的议包括了一项被许多评论者视为是羞辱性的条款：希腊将大量出售国有财产，以建立一支在欧洲机构监督下运作的“偿债基金”。

如今，危机最紧急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危险暂时得以排除或延迟。然而这一协议的残酷与它明白无误的惩罚性，以及7月12日到13日的彻夜谈判中所发生的种种激烈冲突与威胁，让世界各国的评论者震惊不已。

笔者认为，近几周希腊债务危机中展现出的恶意与伤害是如此之深，它们给欧洲留下的裂痕恐怕将很久都难以抹去。而作为“欧洲发动机”的德国与法国在这一过程中都难辞其咎。（相关文章：欧洲恐将分裂？）

一意孤行输出德国模式

经历了东西德和平统一的德国在21世纪初渐渐依赖强有力的工业基底和压低劳动力成本的经济政策打造了欧元区最具实力的经济体。严格限制通胀率、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让德国不断从欧元区中获益，也让德国在欧洲事务中的自信心不断膨胀。

德国保守派执政党基民盟自然不必说，就连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也在欧洲问题上与总理基本保持一致，即使过度紧缩政策在希腊带来的社会灾难已经有目共睹。两个主要政党或多或少地在民意中共同营造着“德国带动欧洲经济发展”的幻象，而对单一货币下德国获益即意味着周边国家受损的情形避而不谈。默克尔政府在这样的民意下便继续一意孤行，试图向整个欧元区输出德国模式。

经济总量的强大不能掩饰社会政策的滞后：德国低失业率背后是大量薪酬极低的临时性岗位，而早已在包括希腊在内的诸多欧陆国家推行的最低工资，在德国则是在2014年选举后社民党进入联合政府后才开始建立。应该说，从统一货币中收益最大的德国自身并未在社会政策方面成为典范，而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却又片面强调财政纪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强行推行过度紧缩政策，而不顾经济和社会后果，为希腊这几年中的经济进一步衰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负有重要责任。

在东西德合并后的几年里，为了偿清东德政府的债务，一个负责将东德国有资产大规模私有化的“托管局”（Treuhand）被建立起来。大规模的私有化——东德的国有企业被西德的资本家买去——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东德经济仍然很快崩溃，这个外来的“托管局”在当时的许多东德居民心目中成了资本主义的丑陋一面，而西德也不得不拨出援助资金来维持东德经济。当时的内政部长、总理科尔的重要幕僚之一正是如今的德国金融部长朔伊布勒。

显然，在讨好选民的政治任务面前，历史的教训早已无足轻重。在7月12日夜之13日凌晨的欧盟峰会中，德国又一次不惜以退出欧元区为威胁，强迫希腊接受包括大规模私有化在内的严厉协议，还在协议中强加了出售国有资产建立偿债基金的惩罚性措施。这一表现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推特上甚至流行起了“这是一场政变”（#ThisIsACoup）的标签，表达着网友对这一几乎是带有侮辱性的协议的愤怒，欧元区如今似乎只剩下了威胁与屈服。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此评论道；“我担心，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国政府在这一夜将半个世纪以来积累起的一个更好的德国的形象毁于一旦。”面对一味讨好国内选民而完全忽略欧洲团结的做法，哈贝马斯直言：“我们被困在了一个政治陷阱中。”而在《外交政策》上，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菲利普·勒格兰（Philippe Legrain）则直言：“德国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霸主。（a calamitous hege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