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两个人间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巴黎有两个人间，一种是琥珀色的，像被蜜蜡封起来的童话；另一种是石灰色的，像从锈里苟活下来的铁。两种都让我印象深刻。

在巴黎的Angelina，世界最著名的巧克力店，一杯热巧克力卖6.9欧，一块小蛋糕卖十几欧，还得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轮到座位。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对穿着考究的法国年轻情侣，就像是刚刚从时尚大片里走出来的一样，无论是皮肤还是皮鞋都像是被photoshop过似的，光洁，清新，一尘不染，且散发着香奈儿香水独有的那种迈索尔檀香味。他们一边等待一边轻轻触碰对方的鼻尖，用这种低调的，小确切式的亲密方式打发着时间；突然下起了暴雨，他俩同时朝RueRivoli大街对面的Tuileries公园的上空望去，原来那里有一架摩天轮，上面坐着几十名游客，被磅礴大雨困在了高空中。男子掏出一枚Iphone，不露声色地拍下了那幅狼狈而颇具喜感的场面，女子看着照片，朝他会心一笑……这就是Angelina，巴黎那琥珀色的人间之一，在这里，人均月收入在3000欧以上，巧克力像麦芽糖一样稠得化不开，处处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洁净的趣味和近乎病态的甜蜜，且需要一定的运气才能降生其中。

而在Republique广场，为了一顿免费的晚餐，无家可归的人们也得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领到一碗已经变凉的稀粥，一块鸡腿，一碗米饭和一块硬面包。在这道同样狭长，几乎望不到末端，却情绪紧张，人人自危的队列里，我看到的则是巴黎的第二个人间。

根据FranceSource2007年的报告，法国约有一百万无家可归者，约有10万人生活在大街上。随着近年来难民数量的增多和欧洲经济危机下竹节升高的失业率，无家可归的人数正在逐年上升。据2013年法国国家数据库Insee的统计，无家可归者（包括暂时生活在难民营和救济中心的人数）比2001年增加了50%，生活在大街上的无家可归者则增加到了141500人，其中有三万儿童。每20小时，他们之中就有一人死去，其平均死亡年龄低于50岁（法国的平均寿命为81.5 岁）。

Republique广场是巴黎繁华地带Republique区域的中心，每到黄昏，广场上都聚集着300多名左右的无家可归者，他们排着长队，等待慈善机构的卡车来给他们派送晚餐，据说这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一顿热饭。我落脚的旅馆离广场只有一步之遥，为了能接近他们，我隔三差五就捧着在超市买的盒饭和水果，坐在广场的台阶上，和领到晚餐的无家可归者一起进餐。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年轻女人在吃了我送给她的苹果之后，接受了我的采访。她说她24岁（看上去像是34岁），头发被污垢板结成“Bob Marley”的形状，耳朵像流浪猫一样肮脏，一脚穿着球鞋，一脚穿着凉鞋。她目光涣散，皮肤干燥，手指发抖，像得了铂金森病似的，连汤勺都没法拿稳。她告诉我，她已经在大街上生活了将近一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她睡哪？巴黎的建筑极少有屋檐，即使有，也不到30厘米宽。她指了指地铁口：“但是要等到深夜后才能钻进去，5点就得起来！而且经常被警察驱赶。所以尽量得在白天睡觉！况且女人在夜晚睡觉不安全，容易被人骚扰或者被捅死。冬天就更不能在晚上睡觉了，会被冻死！”我望了一眼她的行李——一辆超市废弃的手推车。车里装着衣物，纸皮和棉被，矿泉水瓶和一双备用的雨靴分别吊在车的两侧——这就是她的全副家当。“你有洗漱的地方么？”“有，公共厕所，不过你别指望在里面洗澡！”巴黎的公共厕所是一个报刊亭大小的铁皮盒子，没有热水，大小便免费，却规定在里面的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否则电子门控系统会自动把门打开。



她中学毕业，会说基本的英语和法语。一年前，她从布达佩斯来到巴黎，本来在一家旅馆打工，月薪900欧，给早餐厨师打杂，但自从有一次被冤枉私吞菜钱之后，就被辞退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工作。“连季节工都找不到吗？”“什么工都找不到！”“那为什么不回布达佩斯去？据说你们那里一间单房的月租不到200欧，在巴黎却至少得600欧，而且还在郊区！”“布达佩斯也没有工作啊！”她说的也许没错，匈牙利青年2014的失业率为21.4%……虽然比起西班牙还差一截。

显然，失业和高昂的房租是造成在国际一线大城市露宿街头的两大原因。当巴黎的房价涨到动不动就得上百万欧一套，而人均最低税前月收入却只有1500欧左右，季节工的月收入则不到1000欧时，失业两个星期又领不到救济金的，就得搬到街上去住了！难怪法国导演Dardenne兄弟的《两天一夜》会震惊本届戛纳，影片讲的就是在当前袭卷欧洲的失业梦魇下，被扔进裁员名单的女主角，如何用尽一切办法保住饭碗的惊险故事。

在这些无家可归者之中，除了法国本地和来自欧盟的失业者外，难民也占了一大比例。法国作为欧洲第二大难民接收国，据BBC统计，2012年就接收了近18.3％逃往欧洲的难民，仅次于23.2％的德国，难民问题固然成为法国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难民来源国以阿富汗为首，其次分别是俄罗斯，叙利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伊朗和伊拉克，格鲁吉亚，科索沃等。法国的极右派“国家前线党”，对这些难民们恨之入骨，在今年五月赢取了欧洲议会最多的议席之后，“将其统统驱逐出境”就成了他们的半公开口号。CécileAlduy, 斯坦福大学法国文学系教授，在《The Nation（国家）》杂志上谈到“为什么一个极右的，反移民的政党统治会成为法国人眼中的正常现象？”“因为法国一直有着一个倾向于独裁者的传统，尤其是当它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时。”——在我看来，CécileAlduy的这句评语也适用于那些制造了大量难民的国家。从一个显性的独裁国逃亡到另一个隐性的“独裁国”，生路在何方？



和难民们一起露宿街头的，还有近两万的吉普赛人。几百年来，他们一直是欧洲的最底层，希特勒的标靶，当代法国政府的眼中钉。他们大多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有的持欧盟国籍，所以要将他们“斩草除根”并非易事。

我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就发现了一户吉普赛人家。夫妻俩加三个幼小的孩子，最小的孩子栓在母亲的胸口上，稍大点的放在婴儿车里，最大的坐在一只废弃的滑板上。母亲负责乞讨和带孩子，父亲到地铁口去拉小提琴，每天两人能赚20几个一欧或者两欧的硬币。夜阑人静后，他们全都缩成一团，裹在色彩艳丽的毛毡底下，挤在某只漆黑潮湿的楼道口里。

一扇餐厅的玻璃窗，经常就这样简单粗暴地割开巴黎的两个人间。一边是烛光晚宴，芝士牛排，鱼子酱，法国大餐，一边是眼睛像敞开的地下井般又黑又深的饥饿的小孩。唯有忧伤的吉普赛小提琴声，在它们之间回荡。

（文/王梆，曾从事记者、影评人和社会义工等工作。出版有电影文集《映城志》，中篇小说集和多部绘本小说集。拍摄有纪录片《刁民》，剧情片《捕鼠器和玫瑰花》等。现居英国剑桥，以驻英特约记者和写作为生，曾在《南方都市报》、《外滩画报》、《时尚先生》等报纸杂志开设专栏若干。）

你还可能感兴趣的内容：
欧洲种族歧视：社会失范和极端势力的诱惑
荷兰穷人的日子不好过（组图）
德国政治正确背后的历史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