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刚：谁来关爱残障者的性需求？

编者按：残障者常被看作是“无性”的。今天推送的两篇文章都来自知名性学者方刚，他描述了他眼中的“残障者的性”。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所有被压迫的事物，都让我有激情。因为我看到自己可以有所奉献的地方，看到我们可以追求民主、平等、公正、人权的地方。

残障者是被压迫的，边缘的。性是被压迫的，边缘的。二者加在一起，便是双重的压迫与边缘。残障者被看作应该是无性的，这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性压迫。只要他们关心性、有性欲，就违反了一个“好的”“正常的”残障人的标准。

非残障人认为残障了就不应该有性欲了，就像年龄太小不应该有性欲，年龄太大不应该有性欲一样。但从来没有人说：年龄太小太大，或有残障，不应该吃饭。

残障似乎与许多主流的关于性爱的“美”、“吸引”等标准相去甚远，甚至看着便“丑”，再做性爱这种“丑事”，就更“丑”了。一些残障人不能按主流的、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的方式做爱，或与生育直接相关的方式性爱，这更加剧了针对他们的性的污名。

我自己曾与人合作，做过一个“恋残者”的研究，在恋残者的眼中，残障是最美的。但在对性与残障污名的情况下，恋残也是污名的。因为他们爱的身体不是主流的、多数人认为“美”的身体，所以他们的爱被视为病态。但他们是真爱残障人士的人，他们被污名了，不敢爱了，不敢公开追求爱了，残障人可以获得的真爱又少了很多。

我通常喜欢从人权的视角来思考“性人权”，而不是权利的视角思考“性权利”。人权是与生俱来，人人平等的，残障者和非残障者的性人权是一样的。而权利和角色、身份联系在一起，残障人的性被忽视，是因为主流社会只盯着他们作为残障者的“身份”，而忽视了他们作为人的“人权”。

但是，当讨论残障人的性的时候，我想引入权利的视角。当把残障看成一种身份的时候，就出现了残障人独有的性权利的问题。从权利视角，残障人是否可以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先行享有普通人不具备的性权呢？比如，高位瘫痪者的护理人员是否可以提供性的护理？这个在非残障病人的护理中是没有的，虽然如果双方自愿也是符合性人权的。但我们是否可以先走一步，让残障人享受这个权利？

再比如，性工作者在中国目前法律中也是不可以的，虽然性工作也是符合人权的。我们是否可以先走一步，让性工作者为残障人士提供性服务成为合法呢？至少基于人道主义而不被干涉。再进一步，这笔性护理与性服务的费用，由谁出？政府是否可以基于关爱残障人的原则，出这笔费用？《残障人保障法》中有规定，残障人的多种劳动收入，可以减免税费。提供免费的性服务，残障人士会更加对政府感恩戴德。

在我看来，这便是通过对残障者与身份有关的性权利的尊重，而真正实现了他们的性人权。

一定有人又要挥舞道德的大棒了。主流道德许多时候本身就是侵犯人权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符合人权的道德是真道德，违背人权的道德是伪道德、坏道德，是缺德。

关爱残障人，从关爱他们的性需求做起。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多读一篇吧：方刚：以性人权取代性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