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刚：“智障少年自慰被报警”的启示
2015-08-06 方刚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我听到一个真实事例：一位心智障碍的少年，在楼道里自慰，被邻居报警。
如果是非智障者在公共空间自慰，我们会说：他侵犯了可能经过这里的非智障者对空间的使用权。但是，问题来了：他拥有智障者的身份。
我们已经清楚智障者对于空间的认知和非智障者不一样。请注意：我这里使用的是“不一样”，而不是经常被使用的“无空间认知感”。任何人都有空间认知，只是智障者的空间认知不同于非智障者的空间认知，这就是同他身份有关的独特性。我们在使用空间认知的时候，是否不自觉地以多数人、非智障者的标准为衡量标准了？
一个心智障碍者在公共空间自慰，这时，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认为他对非智障者构成了侵犯，这是以非智障者的空间认知为标准的。按这种逻辑，我们便会努力去“教育”智障者不要在公共空间自慰，即致力于维护非残障者的空间认知，压迫残障者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这就好比，一个盲人柱杖上街，一个肢障者柱拐或坐轮椅上街，其实对非残障者自如地使用空间也构成了影响。是将他们哄出大街，还是另一个选择，即认识到残障者拥有与非残障者平等的公共空间使用权，他们有权利按着自己的身份特点来使用公共空间？后一个理念下，我们会为视障者提供盲道，为肢障者提供无障碍通道。交通如此，性，也如此。
换言之，我们是否也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性的“无障碍通道”，虽然这个通道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剥夺”或“侵犯”非残障者对性、对伦理（非残障者自己的伦理）的理解。
面对公共空间的自慰者，我们的焦虑其实因为我们对于公共空间、性的常规理解被颠覆。我们应该放下焦虑，站到心智障碍者的主体视角，转为庆贺，为他们在享受性愉悦而欢欣鼓舞。障碍者在公共空间自慰，是以他的特点，以他的理解，来使用空间。残障者与非残障者，拥有平等的空间使用权。
性教育的实践中，应该以非心智障碍者的认知为主体，禁止心智障碍者在公共空间自慰？还是以心智障碍者为主体，提供不一样的“性教育”？每个性教育工作者都要想一想，这两种选择，你站到哪一面？目前主流的观念，还是以非残障者的标准，来规训残障者的性。
同性教育有关的另一个智障者的性问题是：心智障碍者的父母在关心孩子们如何不被性侵。性教育工作者应该关心这些，但我们同样应该关心：我们是否尊重了智障者基于自己对性的理解，而选择性的权利？我们要警惕：一旦他们和非心智障碍者发生性关系，都会被认为是“被性侵”。非心智障碍者被强加了许多文化关于性的禁忌，而心智障碍者没有这样的禁忌，我们是否仍然要尊重他们的主体选择？
在非心智障碍的人群中，那些单纯强调“反性侵”的势力，打着“保护”的名义，机械地剥夺青少年的性自主。当我们社会强调与未满14岁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即使这个女孩子自愿的，也一律算强奸的时候，我们其实剥夺了她们的性自主权，坚定地认为她们甚至不可能通过性教育而在14岁之前获得决定自己身体的能力和权利。（所以我挺怀疑“非心智障碍者”的心智的。）那么，许多心智障碍者的智力一生都将不足14岁的标准，我们是否要剥夺他们一生中性爱的机会和权利？我们是否也在以“保护”的名义，剥夺心智障碍者的性自主？我们的“保护”，是否过于残酷无情？我们不要一方面做着灭绝人性的事情，另一方面还把自己当救世主。
社会工作对残障人士的帮助，最终目的在于赋权，使他们能够自主、自决、自理。在性上，也应该一样。
（顶图与事件无关。原标题：残障者的性：性教育的思考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多读一篇吧：性少数残疾人的“A+B”难题
如果是非智障者在公共空间自慰，我们会说：他侵犯了可能经过这里的非智障者对空间的使用权。但是，问题来了：他拥有智障者的身份。
我们已经清楚智障者对于空间的认知和非智障者不一样。请注意：我这里使用的是“不一样”，而不是经常被使用的“无空间认知感”。任何人都有空间认知，只是智障者的空间认知不同于非智障者的空间认知，这就是同他身份有关的独特性。我们在使用空间认知的时候，是否不自觉地以多数人、非智障者的标准为衡量标准了？
一个心智障碍者在公共空间自慰，这时，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认为他对非智障者构成了侵犯，这是以非智障者的空间认知为标准的。按这种逻辑，我们便会努力去“教育”智障者不要在公共空间自慰，即致力于维护非残障者的空间认知，压迫残障者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这就好比，一个盲人柱杖上街，一个肢障者柱拐或坐轮椅上街，其实对非残障者自如地使用空间也构成了影响。是将他们哄出大街，还是另一个选择，即认识到残障者拥有与非残障者平等的公共空间使用权，他们有权利按着自己的身份特点来使用公共空间？后一个理念下，我们会为视障者提供盲道，为肢障者提供无障碍通道。交通如此，性，也如此。
换言之，我们是否也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性的“无障碍通道”，虽然这个通道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剥夺”或“侵犯”非残障者对性、对伦理（非残障者自己的伦理）的理解。
面对公共空间的自慰者，我们的焦虑其实因为我们对于公共空间、性的常规理解被颠覆。我们应该放下焦虑，站到心智障碍者的主体视角，转为庆贺，为他们在享受性愉悦而欢欣鼓舞。障碍者在公共空间自慰，是以他的特点，以他的理解，来使用空间。残障者与非残障者，拥有平等的空间使用权。
性教育的实践中，应该以非心智障碍者的认知为主体，禁止心智障碍者在公共空间自慰？还是以心智障碍者为主体，提供不一样的“性教育”？每个性教育工作者都要想一想，这两种选择，你站到哪一面？目前主流的观念，还是以非残障者的标准，来规训残障者的性。
同性教育有关的另一个智障者的性问题是：心智障碍者的父母在关心孩子们如何不被性侵。性教育工作者应该关心这些，但我们同样应该关心：我们是否尊重了智障者基于自己对性的理解，而选择性的权利？我们要警惕：一旦他们和非心智障碍者发生性关系，都会被认为是“被性侵”。非心智障碍者被强加了许多文化关于性的禁忌，而心智障碍者没有这样的禁忌，我们是否仍然要尊重他们的主体选择？
在非心智障碍的人群中，那些单纯强调“反性侵”的势力，打着“保护”的名义，机械地剥夺青少年的性自主。当我们社会强调与未满14岁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即使这个女孩子自愿的，也一律算强奸的时候，我们其实剥夺了她们的性自主权，坚定地认为她们甚至不可能通过性教育而在14岁之前获得决定自己身体的能力和权利。（所以我挺怀疑“非心智障碍者”的心智的。）那么，许多心智障碍者的智力一生都将不足14岁的标准，我们是否要剥夺他们一生中性爱的机会和权利？我们是否也在以“保护”的名义，剥夺心智障碍者的性自主？我们的“保护”，是否过于残酷无情？我们不要一方面做着灭绝人性的事情，另一方面还把自己当救世主。
社会工作对残障人士的帮助，最终目的在于赋权，使他们能够自主、自决、自理。在性上，也应该一样。
（顶图与事件无关。原标题：残障者的性：性教育的思考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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