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财产公示第一人:中共太相信官员自控力

中国家庭财产公示第一人:中共太相信官员自控力

正在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吸引全球媒体关注目光。尽管中宣部已下令在两会期间不得刊发涉及官员财产公示报道,但这没有打消民间人士日渐高涨的呼声。

就在一周前,有“中国大陆家庭财产公示第一人”之称的杭州教师陈勇连续第五年公开了家庭财产,引发大批网友关注。而“官员财产公示签名征集中国行”的发起人阮云华和张昆,在1个月内走遍12座城市于2月26日抵达北京后,被当地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3月5日,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专访时,陈勇表示他公开个人财产目的是为了讽刺和教育当局官员。他表示,中国腐败状况比想象中更加严重,中共当局太盲目相信官员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官员财产公示没有任何技术难度,既得利益群体成为先进制度的最大阻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立法已刻不容缓。

教师连续五年公示财产只为一个承诺
35岁的陈勇(网名:天乙)是杭州市某中学的政治学老师。2月25日,陈勇通过认证微博发布了一份公开个人家庭财产状况的声明,在该声明中陈勇公开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家庭财产状况、家庭收支情况、财产赠予及转移情况和家庭财产变化情况。

记者从该声明中看到,陈勇在家庭财产状况一项中详细列举了房产、存款、现金、购物卡和债权债务等事项,这其中包括“家庭存款总额333.650元”、“现金510元”、“无有价证券”、“无三妻四妾,无二奶,无情妇”、“贵重物品——2009年结婚戒指3枚”等细节。

陈勇在声明中表示,欢迎任何人对其家庭财产方面的信息进行报料和揭露,无论其善意或恶意,本人放弃对任何报料人的法律追责。在公示过程中,从未发现家庭财产公示有任何操作上的困难。“本人始终坚信:对于实现公平和正义,掌握权力的人比没有权力的人、掌握财富的人比没有财富的人、掌握信息的人比没有信息的人、掌握知识的人比没有知识的人,承担着更多的责任。”陈勇在声明最后写道。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勇指出这已经是自2009年以来第五次公示家庭个人财产,“中国是一个不公平、不正义的国家,政府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清醒认识。官员的素质和觉悟已跟不上时代发展,这就是我做此事的初衷,一是讽刺他们,二是希望借机为他们树立一个榜样,教育他们。”陈勇对记者说。

陈勇向记者介绍,这些年主要通过论坛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公示个人财产,在2009年首次公示后曾一度引发了100多家媒体的关注,多达3000多个网站发布或转载了相关报道,“‘中国大陆家庭财产公示第一人’是媒体和网友给我的称号,我曾给网友承诺会继续公示下去,我要继续坚持这份承诺。”

但是,陈勇此举在获得媒体和网友肯定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陈勇向记者透露,2009年和2010年,有“相关部门”通过当时工作的学校领导向自己施压,劝诫不要再继续公开财产,“为此,我从原来的学校辞职,重新找工作,家人对我的举动不支持但也不反对,我觉得做人需要光明磊落,反正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先进制度的阻力不来自百姓来自官员
据中国媒体报道,自去年年底起,广东、浙江和安徽等地开始进行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工作,但各地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什么样的,推行情况如何等问题却一直鲜为外界所知。

3月1日,广州市纪委常委梅河清透露称,广州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准确名称为“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公示”,重大事项不仅限于财产的申报和公开,还包括领导干部个人出入境情况、配偶及其子女从业情况等,“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要申报财产,而财产申报也并不等于财产公开。”

然而,陈勇对此并不看好。他指出,广州官员财产内部公示和以往的所谓“内部监督”没有区别,属于典型换汤不换药,本质上不是群众性监督,最终难免会流于形式,无法形成对官员尤其是“一把手”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

“在任何国家,腐败都是无法完全根治和杜绝的社会现象,但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反腐的要害在于当局太过于相信官员的自我控制能力,没有什么比所谓的官员自我反省能力再不靠谱的了,无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现有的制度环境只会放大人性丑恶的一面。”陈勇忧心地对荷兰在线记者说。

那么,陈勇希望中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什么样子?陈勇告诉记者,从国外经验看,虽然不是每一个国家公务员都需要公示财产,但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进行财产公示;其次,官员财产公开的范围必须全面,不仅应该公开个人财产和财产的转移情况,也必须公开灰色收入,“除此之外,官员财产公开不能仅仅内部公开,而必须向全社会公开,任何媒体和普通市民都有权查询,扩大监督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更大、更有效的监督。”

针对此前有专家称官员财产公示不应冒然推行,以避免有一大批贪官同时被暴露的说法,陈勇表示无法认同:“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带来阵痛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但这不是继续推诿的借口,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不能成为先进制度的阻力,民族进步需要的恰恰是这种先进制度和理念。现在中国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民意觉醒就差一个导火线了,当局者必须有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