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安全”之名的基督教治理

（荷兰在线专稿）自温州拆堂以来，中国基督教再度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我偶然间在论坛读到针对《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一文的批判，令我惊讶的是，这篇《环球视野》的文章发表时间竟然是2012年1月。两年前的文章何以被再度翻出来加以批驳？带着这个疑问，我阅读了这篇旧文。想着温州教会今年的遭遇，问题也便有了答案。

《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的作者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侵略扩张主义，教会的福音化目标与西方国家机器的对外扩张里应外合，加速渗透中国。因此，作者主张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扩张对中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适当开展基督教批判，利用民间信仰抵御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这篇旧文老生常谈，并无多大新意，但放在当下，确实容易将基督教变成一个政治话题。

毛泽东时代对待宗教甚是极端，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所有宗教信仰。三十年对宗教的压制并没有消灭宗教，政府不得不承认宗教尤其自身规律，不能强制取缔，毕竟民众也有信仰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控制宗教的方式出现很大变化，宽容度多一些，手段也柔和很多，宗教治理也似乎在往法治化的轨道上发展。

无神论的政党总不会放开手脚让宗教自由发展。在政府眼里，不同宗教的可利用价值不同，“可靠性”也不同。既然不能取缔所有宗教，政府当然想有个先后次序，因此给不同的宗教以不同的尺度和空间，引导群众去接触特定的信仰。这个思路下来，当然是鼓励佛道与民间信仰，抑制所谓“洋教”的基督教。

道教土生土长，是彻底的国产宗教。佛教也早已实现了中国化，被当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民间信仰一度被当作封建迷信，但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与保护，获得了政府空前认可的合法性。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交换，地方信仰要时刻表现出对政府及意识形态的效忠，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

基督教对地方经济发展帮助不大，不能像佛道教或民间信仰那样将宫观寺庙贡献出来，吸引游客，发展地方经济。因此，在地方官员的眼中，基督教利用价值不大。不仅如此，基督教与“国家安全”的话题还不断发酵，还被放到了民间信仰的对立面。在学术界，“宗教生态论”应时而生。“宗教生态”借鉴于生态学观点，是指社会中各种宗教的存在状况，类似生物圈的概念。在正常情况下，各类宗教各得其所，满足不同信众的需要，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相干，自发地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人为干预会破坏宗教信仰间的均衡，导致有的宗教发展迅速，有些则缓慢。面对基督教的发展，宗教生态论认为，基督教在文革之后的蓬勃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建政后不遗余力铲除民间宗教，使得基层社会出现了信仰真空，促使民众将自己的情感投向耶稣基督，基督教因此成为原有宗教的替代品。言外之意，基督教渔翁得利。

原本是学术探讨，未曾想到却被扭曲利用。“宗教生态论”很快便被宗教事务官员重新解读和大加利用。在有些官员看来，基督教不是中国人的正统信仰，它的快速发展挑战了传统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危害了国家安全。有的官员公开发表文章，主张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宗教信仰资源，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经过近代的百年历程，基督教自以为已经中国化，却不想一夜间又被打回成“洋教”。

需要注意的是，以民间信仰抵制基督教的观点极易促发宗教民族主义。以国界来划分宗教，也算是种地域歧视吧。当“左”的政府官员读到生态论时，自以为找到了压制基督教的合理理由，把基督教的话题引向“国家安全”也就在所难免了。

（特约专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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