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卖淫合法化在中国遥不可及

（荷兰在线特约专稿）这些天接受了不少外媒有关东莞扫黄的采访，我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央视报道的反感，是针对新闻管制和谄媚权力，而不是针对性工作本身。但东莞扫黄事件，将性交易纳入公共视野，挪动了央视对新闻议题的设置取向；它有助于推动性交易非罪化与合法化的讨论。当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土壤下，在一片打出声威、严惩不贷的喧嚣声中，有关性交易合法的愿景简直遥不可及。

性交易是古老的行业，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能够扫清。别说饱暖思淫欲，就在大饥荒看年代也有女性为了温饱去交易。当然，贩卖人口、强迫卖淫，这是女权主义者坚决禁止的，其基础是反对针对妇女的压迫和暴力。而从性产业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来看，反压迫的视角显出了一定程度的局限。就东莞扫黄的历史而言，几度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为这几十年来，社会基础和经济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亿工人的流动、资本的全球化、性自由观念释放的性能量，这些共同创造出性需求的市场，从而带动了性消费……

性交易的市场化以及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就提供性服务的人群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权益保护。由于目前在中国大陆性交易不合法，那么按丛林生存原则：抱团、迷彩服（酒店、选秀仪式等），比个人站街被敲诈勒索的风险要低。同样必须正视的是，性服务的性质是劳动；越是其产业高端，其对劳动力的身体要求也越严苛。看《南方人物周刊》对《少女妈咪》的报道，“20岁就老了”，可见其人力成本与行业性质的关系。相对于十元店——交易一次十元，以低收入劳工为消费主体——来说，东莞那样的产业化以及服务项目的标准化，让很多被生产线挤压到边缘的年轻女工进入这个行业，从而得到以获取相对高收入的机会。

看有关东莞扫黄事件的评论，对于性交易的谴责，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来自自由主义的女权视角，即认为性市场主要是男性消费女性，它比其他行业更集中地表现了性别压迫的性质。另一个是来自一夫一妻异性恋中心霸权的道德框架，它认为性不可交易，它只应该和婚姻爱情联系在一起。脱离合法轨道的性首先违反道德，因此也是伤风败俗的。对此，必须严加打击。正如有关报道披露，当地政府官员谴责道：卖淫嫖娼破坏城市形象：“短信都发到中央领导那里了”！而支持政府扫黄的一部分当地人也认为，性交易破坏家庭，是断子绝孙的丑事。

对基于自由主义女权的批判声音，我认为，在父权中心的社会，平等不可能凭空开始；即我们无法臆想一个空间，在这里妇女能够自由选择职业，进而有更多的自主权来选择职业、婚姻和家庭，从而杜绝性交易。正如在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时，一些被拐卖的妇女实际上并不愿意回到更为贫困和缺乏机会的山区，同时，将她们遣送回去还可能导致与事实婚姻所生育子女的骨肉分离。独立纪录片作者胡杰先生在纪录片《远山》中呈现了这样的困境。最近有报道解救深圳童工的行动，一些孩子表示宁愿留在工厂劳作，“因为这里有肉吃”。这表明，现实中不合理的婚姻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并非起源于一重原因，就业和脱贫也难以通过道德途径来解决。换言之，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不可能通过反工业化的途径来消灭资本剥削。从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可见，劳动者可以通过组织化、提高觉悟、罢工与谈判来争取权利。话说到这里，回到性产业；性交易的除罪化和合法化正是对从事这一行业的姐妹有利的支持。

认为性之不可交易，否定了性服务是工作/劳动的性质。在古老的父权文化框架中，女人的性是婚姻中男性的专属品。性不可能从女性为人妻母的传统身份中剥离，成为单独的养家糊口的能力。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被传颂的娼妓不会因其性服务的劳动价值而得到赞美，她们之被推崇，往往是其人格魅力，因此她们是可以从良的。现代表现妓女的著名电影《神女》将卖身与救赎视为两极，即出于伟大的母性（养活儿子）去站街，因此神女即是女神。这种态度已经接近把性看做劳动，但劳动的价值仍在于克尽母职，亦即系于这一传统的女性身份。今天，性工作的概念恰恰首先承认：妇女在这里支付的是劳动，而劳动创造了市场价值。至于性工作者拿到钱后去养家糊口还是买手机，这是另一码事。她们舍己为人也好，娱乐自我也好，都是其隐私和自由，这一点与其他行业者无异。关键在于，越不承认性服务作为劳动和工作的性质，越无法使性工作摆脱传统的男权道德的歧视。

对于“嫖妓”破坏婚姻家庭的反对之声，我觉得有对性工作的误解。传统女性在人生中能够占有的最大资源莫过于嫁个好男人，丈夫花心，则使女性失去被家庭制度合法化的人生资源。这里，因为对婚姻制度的依赖，所以男人“嫖妓”不仅是情感和道德沦丧，也是毁灭家庭的祸根。其实，常言道“婊子无情”（“婊子”是歧视性用语，并非我意，仅用以说明情感和性的分离）：性之作为工作的程度越高，性的服务也愈趋于技术化；其工作者的“人性化”服务同时也是以“非人”为基础。有在欧洲长居的朋友告诉我，在荷兰，妓女第一不接吻；第二身体覆盖孔单，和嫖客没有全身接触；第三严格按服务时间收费。这种关系只是针对客人性需求的满足，并非情感活动。另有澳洲友人告知，在澳洲，残疾人享有性福利，有专业人员为之服务满足其性需求，这既是人道的——成为性活动中替代性的性伴侣，同时也是“非人”的；提供服务与接受服务者的关系类似护士和病人的关系。不同的是，在性活动的过程中，情侣成为一种特定情境中的角色。我以为，感情与性可以剥离，才能持续性产业。在异性恋中心的婚姻观里，情爱合一、忠贞不渝是最高的境界；而性产业中的原则相反。它绝对是反“一”而追求多的，港产片《一路向西》中买春青年问小姐今天接了几单，小姐答五。它是按市场规律运作的。

性交易行业当然要反压迫，反暴力，就像任何行业一样。即便是政府部门公务员队伍内部，一样存在着剥削和压迫。但当我们谈到反压迫和反暴力时，恰恰是性交易的非罪化和合法化，有助于维护这个行业中从业者的权益：

首先，非罪化有利于防治艾滋病传播。性交易者是性传播疾病的易感人群，既然无法杜绝性交易，那么刑事治罪只能使这个行业进一步潜入地下，更远地脱离公共安全控制。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地区的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疾控中心都和服务与联络性工作者人群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合作，在性工作者中发放免费避孕套，建立安全和保护隐私的定期诊疗项目；进行艾滋病与性病防治教育，坚持“不戴套不做”的工作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公安部门以携带避孕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的执法偏向。

其次，非罪化限制权力寻租。假如性交易无论如何都会存在，那么，刑罪化只可能是提高权力招租的租金，严打力度加大，腐败的力度和形式也会多样化。目前的扫黄话语与反腐败的话语的确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历来的媒体报道中，诸如权钱勾结，挥霍公款这类真正引起民愤的事情却很少得到深度报道。

进一步说，非罪化有助于维护女性权益。刑罪化的受害人注定首先是这个行业的劳动者。那些女性，开工即犯罪；抓住即严打。她们手无寸铁，背负古老的道德原罪，冒着被示众羞辱、高额罚款的风险；缺乏安全的工作环境。很多人会说：她们爱慕虚荣……那你要进入高收入行业考公务员，你就不是爱慕虚荣吗？还有人会说：她们为什么不选择正当行业？试问，有多少行业排斥妇女？看看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有几位是女性？正当行业玻璃天花板女性够得着吗？进得去吗？说这话的人，你去为妇女权益奋斗啊！还有政府官员说：这些妓女，丢祖宗八代的人。那我还要问：祖宗八代，把女人当过人吗？那都是含辛茹苦相夫教子一辈子舍弃自我还得生得出儿孙满堂才叫母仪。留给都市女人的上升渠道也有那么多障碍，更不必说对来自乡村缺乏社会资源的劳动女性了。

在这么多年里，中国人的性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正如我们对身体接触的服务行业的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样。洗脚、按摩也曾是暧昧的场所，如今已成日常保健之地。但是，中国社会里泛滥的性自由观念变成了性的自由消费，更变异为依仗公款、挥霍权力的性欲满足。假如说在劳动市场存在普遍的就业歧视，在性交易市场则是女子从优，这种古老行规的延展，满足的当然是性别地位优越的男性消费者群。然而，性别不平等，需要改造的是整个社会制度，而不是直接取缔性交易。

在东莞扫黄引起的网络波澜里，最缺乏的，恰恰是有资格讲述这个行业的劳动者/性工作者的声音。据说如今东莞，酒店业萧条，连男女住店同居都要携带结婚证，真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四十年前。那些曾经在夜总会里辛勤劳作的姐妹，如今在哪里漂泊？又如何谋生呢？单一视角的自由派女权主义，对性交易中的压迫剥削更敏感；这样，性工作者更多地被看做受害人群。这个人群的能力和主体性、她们与其他从业者的互动、协商、获得权力的实际状况以及她们对城市化的贡献，往往得不到充分讨论。而重振纲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面上依赖解放妇女的话语，实际上对从事性行业的女性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对于后者来说，从事性服务就是低头认罪的事；没有讨论余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台湾公娼抗争运动中，如何春蕤这样的大学教授挺身而出，还有许多社运工作者和她们站在一起。她们向全社会讲述公娼的故事，支持她们的诉求。如果中国大陆自由派的女权主义者期待维护到作为女性的性工作者的权益，那么，拓展政治立场和理论视角就是必要的。

性自由是人类争取解放自由的伟大组成部分，我梦想有一天，性可以像咖啡美酒般被每个人自由品尝，人们可以发明创造出无比美好的性关系。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家庭空间还是公共场所，性本身不应该受到歧视和打击；性工作者的劳动和其他行业的劳动一样有尊严，有光荣。而目前扫黄已经不限东莞，开始遍及其他省市；据说其中大有政治深意，但首先被扫荡的却是与政治无缘的风月场所。而我所说的这些，差不多要算这场中国梦魇里的另一种梦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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