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剩下的独白》：剩女代表中国的未来
2015-06-17 王颖怡
（荷兰在线特约专稿）五月，我参加了一次奇妙的话剧演出，这次经历，使我结识了传说中的“剩女”群体。其实也不能说“传说”，因为我本身也将要迈入所谓的“剩女”行列了。《剩下的独白》是中国第一个将“剩女”主题搬上舞台，让那些平常不被谈论的、受到压抑的关于婚姻、性以及个人体验的声音，得以用一种美丽、坦然的姿态到达观众内心的话剧。
同时，《剩下的独白》不仅只关注“剩女”问题，同样关注那些边缘的容易被忽略的议题，比如“剩男”、婚姻内女性的生活工作平衡、性侵犯以及性少数群体等等。这是一个能够容纳多元声音的舞台，让男男女女们，第一次为自己的故事代言。因为这次美妙的体验，我采访了话剧的组织者，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五年的美国记者——Roseann Lake，她耗费几年的“剩女”研究，最近即将出版。以下是我和她的对谈。
-是什么激发你开始《剩下的独白》的演出计划？
五年前，我来中国后刚开始在一个电视台工作，我的同事都是很棒的女性。在我工作的地方，导演、制片等等几乎都是女性，摄影师是男性，女人几乎完全撑起一个节目。我在中国度过了我第一个春节。春节回来，我发现我的女同事都显得历经沧桑和挣扎，春节对她们来说是巨大的压力，那些残酷的关于婚姻的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起，她们无力招架。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我感到非常荒谬，何况我的同事才23、24岁，最大的也才27岁。“剩女”这个名词当时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同事遭遇的情况让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此开始访谈各种各样的人，还包括与人口学家、经济学家谈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婚姻市场的情况。我发现，很多受访女性在跟我聊了她们的故事之后，如释重负，但她们的问题在书完成时仍然重复的出现。我觉得这本书不足以公正地代表她们自己的声音，她们自己站出来发出声音，远比一本书来得更有力量。写完这本关于“剩女”的书之后，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跟我一样，听到这些故事。我也希望把麦克风交回给这些女人们。
-为什么采用双语演出的方式？
我希望演出能够到达更多元的观众。有一些参与者觉得用英语表达更加舒服，特别有一个女生对我说，她想要用英语演出，因为她从来都是用英语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私人的事情在中国的语境下并没有更多的被谈论，使用英语能够给她们制造一种安全的距离，有距离地来谈论这些具有侵略性的话题。
-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最让你惊喜的是什么？
“剩下的独白”在中国演出已经是第二年了。去年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它。其中最困难的是完善演员的剧本。一开始我没想那么多，只是想让大家写自己的故事，然后就像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一样展示出来。我没有限制长度和时间，没想到有人写了一个二十分钟的独白！后来，我不得不让大家浓缩和提炼自己想说的，这是最大的挑战！而我感觉这些都是可以组合起来，然后通过故事的组合，传达更为重要的信息。对我和参与的大家来说，最为惊喜的是，那么多人来看我们的演出，而且还络绎不绝，挤满了整个剧场。去年的连续三场，和今年的北京上海两场演出，总共五场演出，也许明年我们会到纽约市去！
-对于中国的“剩女”、“剩男”问题的看法？
对我来说，中国的“剩女”，代表着中国的现代和未来。而中国的“剩男”则象征着中国更为落后的方面，比如农村地区、独生子女政策遗产以及传统观念。我觉得中国值得骄傲的是，在男女平等问题上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政策发展和传统，在中国是鼓励女人去工作的，而其它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女人更多的是呆在家里。可是，由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婚姻仍是一种交易，是两个家族的事情，这让一些开始独立思考问题的“剩女”遭到传统和社会习俗的攻击。有意思的是，现在被讨论很多的职业女性是“剩女”的很大构成部分，而同样条件的男性，却鲜被冠以“剩男”的称号，反而有很多“高富帅”。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男性之中，曾有人对我说过，他们希望找的是“不要有太多想法”的女性，这样他们能够掌握主导权，下班回家是安静舒适的。不过，我其实是乐观的，因为现在这些女性，虽然只是较小的一个群体，但正在不断地增长，她们带给中国社会的冲击和改变是可以看到的。当然，这需要我们更多的意识提升，比如像“剩下的独白”这样，传达给更多的人群。
-能否谈谈你对中国和美国女性地位和状况的观察？
我会说，很不一样，但也没什么不同。在美国，婚姻对于女性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虽然单身在美国不是一个不好的标签，但人们还是会想要把你配对，也总是觉得你也想要进入一段关系。但不同的是，父母在美国的婚姻参与不多，婚姻更多的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对于世界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女性来说，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都是一个挑战，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女性也经历美国女性经历的挣扎。我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有一天她的爸爸故意把《纽约时报》的关于冷冻卵子的报道放在她的面前，说，“这也可以考虑一下吧！”，她生气极了，哈哈。
在我和Roseann的访谈中，她提到巴塞罗纳的一个人口学家Albert Esteve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男人想找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的女人，而女人在找这个世界上还没出现的男人。”(Men are looking for women that no longer exist, women are looking for me who are yet to exist.)。什么时候，“剩下的”都被重视了，也许那时候会有不同的戏码。演出时遇到的那些可爱的女人和男人们，你们的存在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特约专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关于“剩女”，你知道多少？
为什么海归多剩女？
同时，《剩下的独白》不仅只关注“剩女”问题，同样关注那些边缘的容易被忽略的议题，比如“剩男”、婚姻内女性的生活工作平衡、性侵犯以及性少数群体等等。这是一个能够容纳多元声音的舞台，让男男女女们，第一次为自己的故事代言。因为这次美妙的体验，我采访了话剧的组织者，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五年的美国记者——Roseann Lake，她耗费几年的“剩女”研究，最近即将出版。以下是我和她的对谈。
-是什么激发你开始《剩下的独白》的演出计划？
五年前，我来中国后刚开始在一个电视台工作，我的同事都是很棒的女性。在我工作的地方，导演、制片等等几乎都是女性，摄影师是男性，女人几乎完全撑起一个节目。我在中国度过了我第一个春节。春节回来，我发现我的女同事都显得历经沧桑和挣扎，春节对她们来说是巨大的压力，那些残酷的关于婚姻的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起，她们无力招架。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我感到非常荒谬，何况我的同事才23、24岁，最大的也才27岁。“剩女”这个名词当时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同事遭遇的情况让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此开始访谈各种各样的人，还包括与人口学家、经济学家谈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婚姻市场的情况。我发现，很多受访女性在跟我聊了她们的故事之后，如释重负，但她们的问题在书完成时仍然重复的出现。我觉得这本书不足以公正地代表她们自己的声音，她们自己站出来发出声音，远比一本书来得更有力量。写完这本关于“剩女”的书之后，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跟我一样，听到这些故事。我也希望把麦克风交回给这些女人们。
-为什么采用双语演出的方式？
我希望演出能够到达更多元的观众。有一些参与者觉得用英语表达更加舒服，特别有一个女生对我说，她想要用英语演出，因为她从来都是用英语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私人的事情在中国的语境下并没有更多的被谈论，使用英语能够给她们制造一种安全的距离，有距离地来谈论这些具有侵略性的话题。
-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最让你惊喜的是什么？
“剩下的独白”在中国演出已经是第二年了。去年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它。其中最困难的是完善演员的剧本。一开始我没想那么多，只是想让大家写自己的故事，然后就像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一样展示出来。我没有限制长度和时间，没想到有人写了一个二十分钟的独白！后来，我不得不让大家浓缩和提炼自己想说的，这是最大的挑战！而我感觉这些都是可以组合起来，然后通过故事的组合，传达更为重要的信息。对我和参与的大家来说，最为惊喜的是，那么多人来看我们的演出，而且还络绎不绝，挤满了整个剧场。去年的连续三场，和今年的北京上海两场演出，总共五场演出，也许明年我们会到纽约市去！
-对于中国的“剩女”、“剩男”问题的看法？
对我来说，中国的“剩女”，代表着中国的现代和未来。而中国的“剩男”则象征着中国更为落后的方面，比如农村地区、独生子女政策遗产以及传统观念。我觉得中国值得骄傲的是，在男女平等问题上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政策发展和传统，在中国是鼓励女人去工作的，而其它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女人更多的是呆在家里。可是，由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婚姻仍是一种交易，是两个家族的事情，这让一些开始独立思考问题的“剩女”遭到传统和社会习俗的攻击。有意思的是，现在被讨论很多的职业女性是“剩女”的很大构成部分，而同样条件的男性，却鲜被冠以“剩男”的称号，反而有很多“高富帅”。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男性之中，曾有人对我说过，他们希望找的是“不要有太多想法”的女性，这样他们能够掌握主导权，下班回家是安静舒适的。不过，我其实是乐观的，因为现在这些女性，虽然只是较小的一个群体，但正在不断地增长，她们带给中国社会的冲击和改变是可以看到的。当然，这需要我们更多的意识提升，比如像“剩下的独白”这样，传达给更多的人群。
-能否谈谈你对中国和美国女性地位和状况的观察？
我会说，很不一样，但也没什么不同。在美国，婚姻对于女性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虽然单身在美国不是一个不好的标签，但人们还是会想要把你配对，也总是觉得你也想要进入一段关系。但不同的是，父母在美国的婚姻参与不多，婚姻更多的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对于世界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女性来说，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都是一个挑战，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女性也经历美国女性经历的挣扎。我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有一天她的爸爸故意把《纽约时报》的关于冷冻卵子的报道放在她的面前，说，“这也可以考虑一下吧！”，她生气极了，哈哈。
在我和Roseann的访谈中，她提到巴塞罗纳的一个人口学家Albert Esteve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男人想找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的女人，而女人在找这个世界上还没出现的男人。”(Men are looking for women that no longer exist, women are looking for me who are yet to exist.)。什么时候，“剩下的”都被重视了，也许那时候会有不同的戏码。演出时遇到的那些可爱的女人和男人们，你们的存在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特约专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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