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治正确背后的历史伤痕

文／曹高君

沙龙在一个允许抽烟的酒吧进行。当我冒着鼻涕一样的绵绵冬雨一脸湿哒哒的钻进酒吧的时候，酒吧已经被烟民和坐着站着卧着蹲着的男女老少占领了。在灯光明亮的一面墙壁下坐着沙龙的四位嘉宾，两个德国著名政治讽刺类杂志Titanik的主编，一个政治讽刺类脱口秀表演者，一位书评人。

“能不能拿希特勒，二战，犹太人开玩笑”，是沙龙的主题。

如果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各自的“政治正确”，美国当下的政治正确若是坚决不碰种族歧视，那么德国的政治正确就是坚决不碰法西斯主义。相较于从概念上更容易就划定其周延的种族歧视，在二战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当下，如何去界定蛛丝马迹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是柄时时刻刻悬在德国人头顶的达摩之剑。作为一个向来对本民族的理性，深思，和精确怀有深藏不露的自豪感的德国人，如何去解释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举国上下为一个从奥地利混迹至德国的小个子癫狂痴迷，不惜流自己的血，杀他人的头，以纵横数十年的硝烟战火，国破家亡作为代价，来上演一出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非理性惨剧——可以想见要去面对这段噩梦一般的历史，德国人的迷茫和沉痛。

这种残酷的迷茫和沉痛在经历了战后短暂的自我欺骗和自我麻醉之后，从60年代开始，以战后的年轻一代对于其父辈祖辈所作所为的尖刻质问为始，掀开了一个泛及全民的反思思潮。德意志民族令我由衷印象深刻的地方也在于，这是一个即使冰冷尖刻，缺乏温度与弧度，却丝毫不吝于去进行艰深思索，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不吝于对真实与精确进行追求的民族。而与德国相比，同为战争的发起国和战争的战败国之一的日本，在对于其同样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原因，至少国家政治层面上，反思的未免牵强。

令我对于这个沙龙感兴趣的原因虽然可以长篇累牍说众多，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或许称得上特别的新闻和自己的经历，也是直接的引子。

引子一来自于我在几个月前的二手市场上发现的一个摊位，乍看与别的古董摊位也是没什么不同的，不过是些陈年的照片，剪报，明信片。卖家是个老头，但在我翻看着他的货品的时候他一直带着一种不难察觉的不安在踱来踱去。这些在他的货品中找到了解答，基本上，所有的文件，照片，图片，都是来自于二战年代，希特勒还是“Führer（领袖）”的时刻。看着这些照片和文字，令站在2013年熙熙攘攘的古董市场上的我顿时有时空穿越之感，照片中密密麻麻的人群和呼之欲出的领袖崇拜，战争热情，以及类似于“一个德国一个领袖一个党！”之类的宣传口号，倒是令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民并不陌生。不过令我最为惊诧的还是，在几乎所有涉及纳粹党著名的标志“卐“之上，卖家都小心的用贴纸将它掩盖起来。这个在德国语境下虽然可以得到理解的举动，还是令我多多少少有些震惊。作为站在这个摊位前的我，我看到这些图文，或许购买几张图片的目的，充其量不过一种好奇，严肃点说带有些反思，娱乐点说带有些猎奇，但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之后，作为战争中的一个典型符号，居然要被人带着莫大的不安和恐惧感遮掩起来——这令我莫名的联想到了哈利波特中连名字都不可被说出的“you know who”。

引子之二是近来的一则新闻，台湾一个十几岁的小正太，在力挺同性恋的游行中身着二战中的德国纳粹军服。虽然他并未一同模仿纳粹标志，但即使如此仍然为他招致了他国外交官为此抗议至台湾政府的莫名关注。而在人人网上，也常见各种分享二战中德军制服之酷，军官之帅的花痴贴——在一个远离德国语境的异国文化中，德国的禁忌被娱乐化的看待，甚至在世博会期间传闻德国馆的工作人员被不满的中国民众直呼“纳粹”，我想，横亘在这些彼此不解的剑拔弩张之间的，正是如何理解对方历史伤痕与禁忌的问题。

沙龙在一派祥和的乌烟瘴气的左派气氛中进行，间歇穿插着对当权德国政治人物的插科打诨，然而可以看出人们，即使是台上颇为犀利的嘉宾，对于能否拿犹太人和希特勒开玩笑，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能够既让人感到捧腹，又不伤害到对于大是大非的认定，说白了，仍是“度”的问题，仍是争论激烈，难下论断。

度的问题。这永远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不屑于认真面对的话题，但却是历史上诸多悲剧的引子。战后的德国对从集体主义到国家主义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度的掌握，颇有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敏感多疑。这里的小学不会教国歌，在我们的童年中耳熟能详的“大合唱比赛”和“升旗仪式”在德国不但闻所未闻，任何对集体主义思想的宣扬，或身为德国人而对德国作为一个集体自我归属与认可，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属于踩着历史高压线的高危行为。这种显然正确却不无压抑的“罪犯式反思”的教育与自律，在2006年的世界杯时得到了一次狂欢式的释放：人们借助着足球和体育这样政治保险的借口，终于可以像由偷腥变作正大光明一般的享受了“我是一个德国人”的骄傲。一个二十岁的德国男孩对我说，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吃惊的看到，人们居然可以把德国的国旗挂在窗前，而人们居然又可以大声欢呼类似“伟大的德意志”之类的口号。彼时的媒体对于这种国民情绪的狂欢释放重又进行了典型的德国式观察和思考，他们抱着眉头紧皱的谨慎想要警告人们，这种对“国家”的热爱会在哪个节哪个点上成为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非理性。历史重演的代价高过一切人们的预料，而这是决不允许发生的。然而这种在我们看来未免太上纲上线的说教，却不断及时的监督和熄灭着德国此起彼伏的新纳粹势力。

我曾向德国朋友发问，如果说，对于文革这样曾锥心刺骨的历史，中国的遮遮掩掩是一种半官方的遗忘，是一种对于历史不诚实的面对，那么德国对于诸如希特勒，纳粹符等象征性符号的讳莫如深，甚至如跳蚤市场上老头子用贴纸来欲盖弥彰，是不是，也算一种不诚实的面对，甚至一种无法面对呢？

面对我的问题，德国朋友这样答：某种程度上，是的。但是这根紧绷的线是不能松开的。无论历史怎样被调侃，几百万犹太人，无辜的死于曾经德国的非理性狂热之中，这一事实永远无法被人笑着说起。

我深以为然。

你可以让孩子们直面纳粹的符号，告诉他们曾发生过什么，为什么这些东西是丑恶的。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够成为所谓大众娱乐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可以拿来戏谑，模仿，并在这种看似轻松的解读中最终被淡忘，被原谅的。

而比起一段历史被如此不苟言笑的过度反思，更可怕的，说到底还是捂着历史的伤疤，任其在嬉笑怒骂和歌舞升平的假象中暗自腐烂。

（题图摄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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