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么多医闹事件?

（荷兰在线专稿）中国老百姓喜欢海瑞，将其称之为“海青天”，认为他是替老百姓做主说话的。史书介绍也大体如此，只要是海瑞断的案子，都会偏袒老百姓那一方，什么民告富、民告官统统不在话下。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海瑞这么做是认为这是在替老百姓办事，我也这么认为，直到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学会了一个词——“刁民”。作者当年给出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决不罢休。而当时向海瑞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不在少数，他们也就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

“刁民习性”似乎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刁民习性如何，具体可以参考各种百科，也可以知道，这个词是政府官员发明的。在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中，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不冲击执政制度合法性的前提下，刁民是一种最无奈的存在。放到“海青天”的社会中，整个社会已然是富贵人士欺压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海瑞偏向刁民的判决似乎是在极小的范围内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但在当时，海瑞的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好，远不及此前的徐阶和此后的张居正，特别是张居正，对明朝的税收制度和官员考核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制度才真正改善了一些社会风气。

以史为鉴，现今的中国，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么多的“医闹”事件？其实不是因为整个社会刁民变多了，也不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比之前更人治更腐败了，在笔者看来，恰恰是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却伴随着中国政府执政模式在落后与改革中间的理念空白。

整整10年间，维护稳定成为各级政府十分重要的任务，“维稳”的一票否决权促使政府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实现稳定。这种运动式的管理方式增加了政府“人治”的几率。官员可以随意地处理手中的问题，这似乎同明朝中期的情形差不多，在“医闹”问题上更是相似。

国人一直认为生死事大，如果出现病患死亡的事件，家属都会用各种手段寻求更多的利益。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走正常的司法调查程序进行调查评判即可，欧美也似乎很少听说医闹事件的发生。但在中国，因为司法政府化，公众开始认为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获得所希望的结果，开始寻找其他途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成为一种共识，特别是早期医闹事件时，政府为了“维稳”，忽视了法律的公正性以及医护人员所付出的努力，一边压制医院的态度，一边给予“医闹”更大的利益以封住其嘴，这些负面的榜样作用更刺激了这些事件的发生。“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来形容“医闹”等刁民现象实在是太形象了。

“刁民”行走在法律的边缘，追求的是利益，在过去10年间，“医闹”发现，医院是一个能够能够占到便宜的“公共机构”。自政府医改以来，公众对医院的认可度伴随着“医疗产业化”一路走低。“医闹”裹挟着民意，对政府“管控”的薄弱环节——医院——施压，而政府一方则为了“稳定”做出让步，这种公共财政受损的事实没有给政府和医院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从侧面印证了公众对医院有问题的怀疑，如此循环，万劫不复。在这一点上，政府如同“海瑞”，医院如同富人，医闹则是刁民，纵然作为富人的医院有时是过错方，但刁民却借机发了“死人财”。

2013年底，政府宣布要打击医闹，但是这种打击真的能够起到很大的效果吗？医闹乃至刁民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现象，政府难辞其咎，仅仅依靠打击，医闹或许会转化为“房闹”、“餐闹”、“车闹”继续生存下去。

只有通过改革手段，提高社会乃至司法公信力，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才能真正化解官民之间的矛盾，才能让医闹无处可闹。如果只是像过去十年那样运动式的打击，刁民纵然可以短时间做“顺民”，但如果整个社会持续不公，只会出现更多希望成为刁民的顺民，在政府的强压下，顺民只会最终变成暴民，而对政府来说，暴民可比刁民要可怕地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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