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的“作死”与救赎

（荷兰在线专稿）在2008年以前，提起红十字会恐怕没多少人了解，顶多只是听过名字。直至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大陆唯一一家有权向公众筹集资金的准社会组织，募得了大量捐款，为灾区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中国红十字会从抽象符号变为实体组织进入了公众视野。人们才明白，除了组织献血之外，红十字会原来还负责筹款救灾。

然而，所谓人红是非多，随后几年，红十字会在继续扩大自身影响的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焦点和非议。先是汶川大地震的天价帐篷事件以及高价餐费事件，接着郭美美的微博炫富瞬间将红十字会拖入泥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配备的十辆路虎越野车的曝光，更是让公众对红十字会的操守和管理产生了巨大质疑。

最近一次红十字会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是前段时间的“三伏天送温暖”事件。超强台风“威马逊”过境琼粤桂，红十字会紧急调拨数千棉被和夹克，送往灾区。然而，此时灾区正值酷暑，群众更需要凉席、急救防疫药品和食物。红会的做法耽误了救灾时间、挤占了救灾车辆，让人再次对其专业性产生了怀疑。

看着红会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其实，红会的尴尬处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长久以来在大政府与大社会之间的犹豫与徘徊。建国初，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将很多社会组织取缔收编，红会被纳入政府编制，先后隶属卫生部等部门，并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实现单独建制，独立开展工作。

与其他国家不同，红十字会在中国是政府救助的延伸，体现了公有制意识形态下政府对资源的掌控与分配，统治者借此塑造社会公德、 防止西方势力的渗透，维系政权的合法性。红会的官方色彩给它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留下了无数隐患。

由于官方背景，红会在相关领域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能够获得无数资源、捐赠和地方政府的配合，实力与日俱增，业务范围也迅速扩张。然而，随着社会转型和需求的多元化，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僚化问题逐渐凸显，长期的庇护让它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首先，政府的盲目溺爱让红会规模急剧膨胀，业务范围庞大复杂，既包括救灾，也包括扶贫助医，还涉及遗体、器官捐赠和献血。红会凭借“大而全”的业务以及政府背景，吸取大量资源，挤出竞争对手，同时也养成了公共部门的傲慢自大，没有将精力集中到优势领域，却开展了很多外行业务，直接导致了资源浪费、管理混乱和专业性的低下。其次，官僚习气浓重，战略管理能力不足。从“三伏天送温暖”事件可以看出，红会对基层需求缺乏敏锐性，同时对自己的老本行——“救灾救护”也缺乏战略管理能力，未能制定出详细的规章细则并一贯执行。通过大陆红十字会和台湾红十字会相关资料的对比，我们发现前者在救灾方面只是制定了一些粗略的准则，经常手忙脚乱、疲于应付，而后者却有各类详细的救灾手册和研究资料，善于规划协作。大陆红会专业能力的欠缺常常让人产生一种“只拿钱、不办事”的错觉，民众的不满也就理所当然了。最后，大陆红会资金管理混乱，缺少第三方审核机制，且存在利益输送和贪污腐败现象，其甚至成为某些人的敛财工具。这点无论从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从郭美美的名车上，都可窥知一二。然而，每次面对民众的质疑，不知是因为心虚还是因为官僚制本身的“傲慢”和“程式化”，红会的危机公关总是显得过于稚嫩、苍白和迟钝。

中国红会是特定政治社会生态下的畸形产物，它也像一面镜子，忠实影射着公权力部门的弊病、矛盾、挣扎以及民众的不满。随着全球公共管理改革浪潮的兴起，政府、社会和市场合作参与公共事务已成为一种趋势。政府部门或许应该放开心态，加快红会改革步伐，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构建多元竞争市场，放水养鱼。

具体一点来说就是：首先，对红十字会进行机构重组和官僚改革，尽可能恢复其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引入科学管理模式，剥夺红会对某些业务的特许经营权，降低市场的排他性和寻租机会。其次，转变红会规模化的发展思路，将其业务定位在救灾救护领域，剥离外行业务，明确核心竞争力，加强专业能力和战略能力建设。再次，建立第三方监督和财务审核机制，规范红会行为，重塑公信力。

实际上政府当初收编红会的动机，就是为了掌控资源和信息，塑造社会公德，获取政权合法性。然而，红会从俗浮沉、随波逐流的态势，却深深伤害了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美德。据统计，郭美美事件后三个月，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总额下降了86.6%。面对新的形势，政府如果继续暧昧不清犹豫不决，总想把所有东西抓在手里，总想做一个凡事都要管的家长，这种做法实在有待商榷。大政府还是大社会？犹豫和挣扎还在继续…

（特约专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你可能也感兴趣的内容：

浅析公益：中国的“官办民办”与荷兰的“国际范儿”

从绿色和平“偷稻”事件谈民间机构的调查取证

敬请关注荷兰在线微信账号（helanonlinechina），更多精彩资讯，手机专送。

荷兰在线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荷兰在线中文网
腾讯微博：@荷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