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曦影：为何女性总是担心被性侵？

（荷兰在线特约专稿）深夜11点，走在北京住宅的小区里。刚烫了新的发型， 我的心里美滋滋的，高跟鞋敲击在地面上的声音都格外地清脆。

突然，我感觉到，一个男人紧紧地跟随我的脚步。

“色狼！”心里这样一闪念，我猛地回头，看到是一个青涩的高中好好男孩模样的男生，不禁放下心来，松了口气，觉得自己真是大惊小怪。

青涩男孩立刻走到马路的另一边，我以为这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就这样过去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脸来，愤怒地对我说，“傻X！”

我一时震惊，“哎，你怎么说话这么不文明！”

他接着说，“瞧你的X样！”然后立刻转向一条岔路，消失！

新发型给我带来的好心情立刻荡然无存，我的生气、愤怒、难过、震惊、诧异等各种复杂的心情也不仅仅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言语攻击了一位四十岁的应该受到尊敬的中年妇女。一方面，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好男孩被别人误解为“追踪狂”（stalker）或“强奸犯（rapist）”，哪怕是眼神的误解，心情必然也不好受；另一方面，我为他攻击言语背后的“强奸文化”的逻辑感到震惊，一个姿色平凡的中年女性有什么资格觉得她会受到“强奸犯”的垂青？言下之意：即便我要性侵你，还要看你是否足够美丽足够性感，足以激发我的力比多去性侵你！

早在1975年，美国女权主义新闻工作者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曾写作《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违背我们的意志：男性、女性与强奸)》一书。她认为，强奸、或者说女性对强奸的恐惧，成为父权制社会有意识培育的权力和控制女性的过程。 也曾看过另一个社会学家写的一本关于强奸的书，她在报纸上登广告，寻找那些曾经遭遇强奸的幸存者们来大学接受访谈，分享她们的生命苦痛。 有一个被访者愿意参与，可在来的路上，丢了钥匙，乘错了车，即便到了校园，又迷了路。社会学家说，这些千辛万苦的经历只是人生的一个比喻，即便已经决定开口，开口讲述强奸还是那么地困难。

另一美国女权主义作者内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写作《The Beauty Myth 美丽迷思》指出，在人们已经广泛讨论了父权制、资本主义等社会结构对妇女的压迫之后，在现代社会中，妇女之所以仍然不能获得自由，是因为她们受制于“美丽迷思”。在“男性凝视”和“美丽迷思”的共同作用下，女性们勤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改进，迎接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挑战，勇于承担“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贤妻良母。

两个月后，我来美国访学。有一次从地铁站出来，拿地图找路。一个黑人小伙走上前来，问是否需要帮助。我下意识立刻说，no， thank you。后来我才发现， 他穿着通勤人员的制服。

我知道，我又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好像我能感受到的危险，无处不在。

这个错误又是那么政治不正确的荒谬，就好像人们在总结美国第二浪潮的女权主义那样: all women are white，all men are black, and some of us are brave（所有女性都是白人，所有男性都是黑人，而我们其中一些人非常勇敢)。

（原题：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危险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