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圈子？

（荷兰在线特约专稿）看到关于林徽因的圈子的介绍，在她的时代，能受邀进入她的客厅、她的圈子在文人中属于殊荣。有一次，她看到萧乾的文字，很喜欢，通过沈从文邀请他到沙龙做客，萧乾受宠若惊，带着朝拜的心情前往。她的圈子中的人们保持了长期的美好情谊，在晚年的记忆中成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关于圈子最典型的理论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他讲的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基本模式，每一个人都像一颗丢进水中的小石子，那一圈圈泛出的波纹就是他按照亲疏远近在身边形成的一个个圈子，最近的当然是血亲，其次是姻亲，父辈亲属，祖辈亲属，朋友……照费老的理论，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圈子，都生活在圈子当中。那么，林徽因的圈子为什么被人如此津津乐道呢？因为等闲之辈进不去，它是一个按照林徽因的鉴赏品位划定的圈子，凡是她邀请的都要达到她的审美标准。而她的审美标准比较高，所以能进得去的只是出类拔萃之辈。接到邀请就像接到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样，当然会喜出望外。

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沙龙，尤其是沙龙一词的起源国法国，文人艺术家都会出入于由名媛主办的各色沙龙，浅斟薄饮，高谈阔论，大家欢聚一堂。从普鲁斯特的描述来看，法国人简直就是沙龙动物，人们的社交生活绝大多数都在这些沙龙圈子中度过，圈子几乎成了社会地位和成就大小的象征。

在当代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小圈子，比如文化革命中的干部子弟朋友圈子，现在的文人圈子，各类读书会形式的圈子。但是并无法国沙龙的规模，也不再有类似林徽因沙龙那种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圈子。

为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原因是政治高压和君子不党的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中，结党营私是非常可怕的罪名，所以大家对类似的社交活动在下意识中有一种噤若寒蝉的感觉。1950年代一批文人搞过一个叫做“二流堂”的沙龙，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为“问题”，招致政治罪名，这还都是吴祖光一类国宝级的艺术家的遭遇，底下的文人小圈子的遭遇就更惨了，有人因此被打成各类分子，毁了终生。

其次，沙龙是社会上存在一个有闲阶级的产物。在社会存在贵族的时代，有一群人终身不必劳作，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穷极无聊才想起办沙龙消磨时间，而这个阶级正好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在革命胜利后，这个阶层被彻底摧毁，所有人都必须工作挣自己的生活费，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没例外的都必须有一份工作，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样就釜底抽薪似地毁掉了所有的沙龙。

再次，中国已经不再有终生生活在上层的文人。目前成功的文学家艺术家全都是底层的人，至少也经历过底层的生活。莫言就是一个典型，他的家境连一般水平都达不到，是赤贫；刘亮程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出身；王小波冯唐是城市人，但是前者经过插队工厂一类的底层生活，后者也是胼手砥足在商场打拼，全都经受过磨难；张艺谋为了买相机卖过血；贾樟柯的电影不经过底层的体验也是做不出来的。这样的渊源和经历对于一个小说家艺术家来说是一笔大财富，但是他们也不会有闲心去搞什么沙龙聚会。

最后，中国文人相轻的风气恐怕也跟西方人有所不同。中国古谚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如果每位文人都暗自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那么沙龙是办不起来的。一般公众对于名人也多是羡慕嫉妒恨，少有由衷喜爱。所以杨绛先生会讲到“隐身衣”，那就是在社会上要绝对低调，不可张狂，他们夫妇也因此才能在一次次的运动中幸免于难。办沙龙，搞圈子，显得实在太张狂，纯粹招骂，这也是圈子沙龙风光不再的原因之一。

总之，所有的中国人还是像费老描绘的那样，全都生活在自己亲情友情的小圈子当中，几乎没有人还有那种沙龙式的社交生活。话说回来，这也未必全是坏事，大家全都一个人闷头老实干活，全都活得实实在在，没有虚荣心，不做表面文章，不交表面朋友（中国人把一般社交活动叫做“应酬”，非常传神，指的是只是因为利益关系不得不应付一下的社会关系，并无私交）。大家的生活圈子中只有至爱亲朋，在他们面前完全不必讲究礼仪，不必戴上面具，不必登台表演，只有实在的快乐和亲切的情感。当然，与此同时，大家也全都丧失了在林徽因式沙龙中满足虚荣心的机会。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