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的麦当劳

中国日益依赖世界的稳定和西方的繁荣

邓小平领导的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提升了全球影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使得中国更加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压力和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日益依赖于稳定的世界秩序和西方世界的繁荣。

文/王韬

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兰德公司的施道安(Andrew Scobell)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合作的文章《作为安全战略的全球化:”中国模式“的权力和脆弱性》发表在最新一期的《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两位研究者认为,中国领导人拥抱全球化的过程并非心甘情愿、一蹴而就,而是在两难的处境下不断妥协的结果。为融入世界,中国不得不改变自己。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必须打开国门,不断加深开放程度,改革国内经济管理制度和机构,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的需要,同时接受来自外国机构的监督检查。以加入WTO为例,入世谈判十多年,期间伴随着降低关税壁垒、取消出口补贴、撤并政府部门、知识产权立法等全方位的制度性改革。外部力量成为国内改革的重要助推力,但这一过程对中国而言也堪称“痛苦”。

对外开放使中国的自主性不断削弱。经济发面,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外汇储备,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戚戚相关。但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尤为深刻:大量留学生在美国等国接受教育,带着迥异于传统的价值观回国,其中不少人还在各行业成为决策者。与此同时,中国公众被置于西方政治思想观念的冲击之下,信息渠道日益畅通,这些变化都会动摇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权威。此外,基督教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面对如此种种的安全挑战,中国的执政者是如何应对的呢?

事实上,走向世界的中国却没有完全西化,而是走上了独特的道路,这就是兼具国家主导和市场经济特点的“中国模式”。加入WTO后,经济增长并未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市场机制的引入也未弱化国有经济的力量。与之相反,国有资本仍然掌控关键经济部门,大型央企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政府对资本帐户、汇率保持严格管制。在这样的模式下,中国似乎在对外开放和保证国家安全两个目标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在文章看来,中国政府在应对外来安全挑战方面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对内,执政者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社会矛盾;对外,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以加强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以巩固权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日益显著的议价能力,西方世界的政治敌意得以削弱,其他国家联盟孤立或制裁中国基本不再可能。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让中国与周边的国家、地区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在非洲地区,中国享有越来越多的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不再满足于作国际秩序的遵守者,开始寻求国际秩序制定中更大的话语权。

此外,文章特别关注了中国政府的“软实力”提升战略。中国的执政者很早就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将“文化强国”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包括“中国文化年”在内的各种文化展览在各国举办,孔子学院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遍布世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被用来传递中国爱好和平的外交理念;中国官方媒体不惜投入重金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大学与国外大学寻求教育合作。这些措施体现出中国政府提升软实力的雄心。

总而言之,文章认为,中国一方面极大地从全球化中获益,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则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在深度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中,任何一国都变得更加“脆弱”。全文对中国对外开放带来的影响所作的全局性分析的确不乏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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