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的两难：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在欧洲兴起

从去年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奶粉荒”席卷了荷兰各大超市及药店。舆论认为，大量中国人在荷兰从事代购，买走了本该提供给荷兰婴儿的奶粉。从年初荷兰商家掀起的限购风潮，到不久前荷兰政府开始介入调查，标志着这一商业事件的政治化，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荷兰社会对于来自中国的“威胁”产生了足够的焦虑。

过去在国际社会中，尽管“中国威胁论”在不同的时间段被多个国家吵得沸沸扬扬，但也许是因为地缘政治上相对疏远的关系，欧洲国家从来都不是主唱。直到2005年的中欧纺织品贸易纠纷，欧盟指责中国向欧洲国家倾销低价纺织品，违背了国际市场交易原则，这才给欧洲人提了个醒：大陆另一端的这个国家，并不友好，来势汹汹。

细细分析，“奶粉抢购事件”中透露出来的焦虑之感，与早年倾销纠纷中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倾销案中，中国纺织品凭借低廉的价格得以在欧洲市场畅销；而对于欧洲人来说，尽管本地纺织品的生产和交易市场受到打击，却并没有因此失掉心理上的优越感：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这是生产链中相对低端的优势。而在“奶粉抢购事件”中，欧洲人惊讶地发现，在不到四五年的时间，中国本土的食品安全危机带来的影响，居然几乎让欧洲的婴儿断了“口粮”。这已经不再是生产市场上少挣几块欧元的问题，而竟影响到了欧洲人最为重视的子女培育。也就是说，中国开始跟欧洲在生产资源上进行相对高端的竞争了。

奶粉并不是唯一被抢购的资源，常见的例子还包括教育机会。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到荷兰学习，尽管他们需要因此付出比本地学生高十倍的学费。以莱顿大学为例，同就读于一年制的硕士项目，欧盟学生的学费约为1700欧元一年，其他国际学生的学费约为每年15000欧元。经济危机下，荷兰政府还同时收紧了国际学生的打工政策和移民政策，例如将拿到永久居留需满足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荷兰拥有N年稳定居留从原来的五年延长为七年——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挡中国学生前来分享教育资源的脚步。到2012年为止，中国学生的数量已经跃居所有在荷国际留学生的第二位（第一位是德国）。

无论是奶粉还是教育，欧洲人发现，高价格成为不了阻挡中国人“入侵”的门槛。以从商起家的荷兰人开始灵机一动：既然无法阻挡，那么趁机赚一笔也不错。各种针对中国人的高价服务开始纷纷推出：在以销售高档品牌而闻名的连锁百货公司“女王店”，出现了专业的中文导购和中文提示；主要城市的赌场里开始推出专门针对中国旅游团的娱乐项目；在阿姆斯特丹地区，还流传着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红灯区的性工作者们都练就了一句中文，就是：“领导，有发票”。

这种纠结矛盾的心理，正反映了“中国威胁论”的概念在这些年来的演变：内容上增加了，除“政治威胁”、“军事威胁”外，又多了“市场威胁”、 “资源威胁”；数量上增多了，越来越多地国家认为中国崛起会对自身利益产生威胁，包括过去相对疏远的欧洲国家；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被包括进来，讲“中国威胁论”已不再是某些国家政府高官或学者的“专利”了，自身利益受到冲击的各类普通人也纷纷加入进这一“大合唱’中。

回到奶粉事件中来看，这不只是一场关于食品安全的国际贸易战争，也是荷兰社会各方力量的一次博弈。从牛栏、美素等奶粉厂商来看，由于市场是自由的，只要保证盈利，厂商本身并不在乎奶粉究竟卖给了谁；从民众来说，尽管人们普遍感受到了焦虑，但对奶粉有需求的人群在总人数中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人不知可否；从政府来说，对于奶粉事件进行表态更多是迫于民众舆论的压力，政府本身并不希望在官方层面上轻易地与中国结怨。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下，欧盟对中国经济体的依赖与日增加，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各国都不愿意成为得罪中国的“出头鸟”。欧盟的政治底牌是将全欧洲捆绑在一起来与中国进行对抗或合作，但也存在风险——这也是新的“中国威胁论”的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中国巨大的经济吸引力有可能会造成欧盟内部成员国新一轮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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