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是梦想,还是现实?

当欧洲地铁上乘客手捧村上春树,当巴西作家保罗•科尔贺已占据西方畅销榜二十余年,中国的本土作家为何在外国读者中仍波澜不惊?即便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他的作品也未见进入大众书单。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对街拥挤的古董行、纪念品店和咖啡馆中间夹着一个不起眼的门面——亚瑟•普罗布斯坦(Arthur Probsthain)——一家有百年历史的东方和非洲文学艺术书店。书店主人谢马克(Michael Sheringham)用流利的汉语介绍,他们一家三代都学汉语,他打小就记得父母定期在茶馆里讨论翻译笔记。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并早已扩大到家族之外。如今这家书店已成为伦敦的中国文学翻译小组的沙龙。

在最近的一次讨论会上,这些中国文学的粉丝们探讨了中国文学国际化的问题。谢马克说,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所知甚少,他想填补这个空白。因此,店内的中国书架上不仅有四大名著、鲁迅和老舍,也有安妮宝贝、艾米,甚至还有连中国读者都看不到的短篇小说集《十城》——收集了韩东、丁丽英、朱文、徐则臣、张志浩等来自十个城市的风格迥异的作家的作品。

中西文学比较
“很多西方人想从文学作品中了解中国当今社会,也有许多中国作家愿意被西方读者所知,然而外国人能理解或欣赏的作品和中国人能提供的作品往往难以吻合,”翻译小组的发起人,著名翻译家尼克•哈门(Nicky Harman) 女士说。

她解释,阅读习惯不同是个很大的原因。当她将近期翻译完成的The Followers of War(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交给海外出版社编辑后,编辑没有修改她的语言,却大刀阔斧地重新组织起段落。同样,在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莫言时,他也将原著的段落顺序重新整合了。

《人民文学》英文版刊物Pathlight的责编刘欣指出, 中国小说的散文化较强——行云流水的叙述方式在中国读者看来泾渭分明,却让西方读者如置身云里雾里,因为西方读者更习惯于清晰的故事主干。

刘欣又补充道,西方文学的体裁界限分明,这又和中国的不同。在西方,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悬念小说、科幻小说、纯文学小说……之间的界限一般十分清晰,读者知道去哪里找怎么样的书。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则不少体裁模糊,一本宫廷小说可以有当代政治因素,还能带点悬念,又能是言情。即使目前流行的科幻小说,某些也有点纯文学的味道。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样跨体裁的作品很自然, 然而西方市场却难以将它们定位,因此更难介绍推广。

讨好西方?
如同看待中国电影,不少中国人谴责某些作家通过刻意讨好西方来成就功名。哈门女士笑道,如果真有这样的作家,也是极少数的,就算他们想要讨好西方,也并非轻易能够成功。“对中国作家来说,母语市场远比外语市场要大许多,因此他们的精力总是先放在中国读者身上,”她说。

然而,能做到“知己知彼”的聪明作家并非不存在,加拿大的侦探小说作家裘小龙就是一例。当十多年前他在西方文坛初露头角时,就受到某些美国比较文学教授的关注,他的作品也被选入大学阅读名单。“裘小龙的作品不仅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还具备了西方读者想要的所有中国元素。他写中国,却不在写中国,因为中国的侦探小说不是这么写的,”哈门说。

最值得“走出去”的作家
如果抛开西方的审美口味和阅读习惯不谈,哪位中国当代作家是最值得被介绍到海外的?刘欣和旅居香港的出版商兼翻译家赫卫•汤姆林森(Harvey Thomlinson) 异口同声地说,上海的任晓雯。这位年轻作家作品中的奇幻和才情让他们倾倒,并急于将她翻译成英文,推荐给西方读者。

中国本土作家得以被介绍到西方离不开这些文学“接生婆”们兢兢业业的传播。然而,阅读又是件极其私人的事,即便这些专家也是口味各异。对于任晓雯及不少当下作家的“奇幻”风格——人、动物、神怪相混,有些人表示困惑,并怀疑如何能让西方大众接受。中国本土作家要在西方畅销是否有可能?哈门女士乐观地说,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口味需要培养,市场需要栽培。

岳韬
岳韬

岳韬,知名作家、跨文化培训专家。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当过记者、编辑,现从事商务培训和写作。频繁在中英文报刊和网络上发表作品,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红蟋蟀》,荷兰文版Schemering boven Shanghai于2015年1月推出,英文版Shanghai Blue将于2015年秋面世。岳韬目前正在创作第二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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