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只有此岸”：专访作家毕飞宇

荷兰语虽属小语种，但历经几代译者的辛勤耕耘，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成果颇丰。去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更让欧洲书市对中国作家的关注度上升。今年2月，荷兰De Geus出版社翻译出版江苏作家毕飞宇在2011年获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玉米》（荷语译名《三姐妹》）。毕飞宇先生于近日应邀访荷，荷兰在线记者前往莱顿参加其作品访谈会。

访谈会在荷兰连锁书店Selexyz举行，由著名的莱顿大学汉学院和莱顿孔子学院共同举办，荷兰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教授主持。曾译著毕飞宇前一部作品《青衣》的林恪（Mark Leenhouts）及好几代的荷汉翻译家均在现场就座，但《三姐妹》的译者孟逸夫（Yves Menheere）因人在台湾，而未能出席。

回答对此行的印象，毕飞宇先生不忘对莱顿大学和荷兰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恭维一番，表示有机会来莱顿旅游和工作感觉很自豪和幸福。他说，“能和荷兰人一样体验当地的生活，我觉得这和艺术一样重要。”

“藏在小说背后的人和文化最要紧”
谈到文学翻译的难易，毕飞宇说，小说家和翻译家的会面比两个普通人的见面意义大得多，“因为我们代表着自己的文化，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有融合有对抗，甚至一个单词，有时候就能体现语言的特征，同时体现着文化的特征。”他希望荷兰的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小说了解中国、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但他又从思辨的角度出发，表示人与人之间的无法彻底相互理解，决定了翻译的不可能性。

“我在书房写作的时候，从来不去幻想有人会真正地了解我，同时我也没有自信觉得有能力去了解另外一个人。写作和翻译，我都觉得不能百分百地表达内心。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悲剧，谁都不能改变。”随后他话锋一转，强调道，“但这并不可怕，因为人有强大的愿望去了解他人，还有更大的情感，那就是爱。人类尽一切可能地互相理解，这种努力伟大而悲壮，表面上是消极的，但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可翻译反而是积极的。”

相信虚构，批判极权
毕飞宇的《玉米》三部曲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文革时期，通过讲述与权力得失相关的乡村女子的命运，揭示出在一个贫瘠时代，不同人之间权力的较量，和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就柯雷教授提到书中流露出的强烈的社会批评感，毕飞宇亦毫不掩饰中国作家，乃至文艺工作者历来固有的社会道德责任意识。他说，“批判是责任，作家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但他的笔锋并非针对一切权力，“我全力批判的、绝对不能容忍的是极权——一个人对其他所有人的权力。如果中国的文革仅仅是人们之间权力的大小关系，我想我是可以接受的。”

毕飞宇在文革期间成长，大学时代广读西方文艺作品，这都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至深。他说自己没有信仰，但相信虚构（fiction）的力量。“我是一个渴望描写中国的人，渴望描写中国的现实，可是中国的历史太长，中国太大，无法一一描写，唯一的办法就是虚构。”他解释说，“描写存在着评判是否准确的问题。以一个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如果两只脚站在地上的话，不容易准确；虚构的话，反而能获得真实。”

“我已经看到金钱的两个牙齿了”
文学与金钱，与市场的关系是当前中国作家经常被提问的话题。毕飞宇对此有着形象的描述。他说，中国现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金钱的权力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已经看到金钱的两个牙齿了”。他和观众分享道，自己年少时读巴尔扎克，觉得这位大作家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批判金钱；但长大后才顿悟，巴尔扎克只是告诉人们，过多的金钱会阻挡人们之间的爱，阻挡人对上帝的爱。作为今天中国的小说家，他不会盲目批判金钱，但有责任说，人与人之间的爱，人对自然的爱远比金钱重要。“希望在中国，人民币不会阻挡人民的幸福。”

毕飞宇最后谈及对荷兰文学艺术的了解，他表示自己读过荷兰著名作家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的两部小说《仪式》和《万灵节》，作家的叙述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差甚远，但其分析历史和哲学思辨的能力令人敬佩。他还强烈推崇17世纪绘画大师维梅尔的画作，认为维梅尔的画告诉人们，生活的全部秘密、内容和目标就是自己当下每一天的生活。毕飞宇感慨地说：“人们常说此岸和彼岸。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用彼岸作为理由，杀戮我们的生命，但那是一个谎言。生活只有此岸，没有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