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中国文学的使者：荷语翻译家林恪

荷兰文学基金会将2012年度翻译奖(De Nederlands Letterenfonds Vertaalprijzen)颁予三位杰出翻译家，表彰他们通过外文与荷兰文翻译工作所作出的文化“使者”般的贡献。其中获得虚构类(fiction)奖项的林恪先生(Mark Leenhouts)是中国文学的荷语翻译家，现已译有十多部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多篇散文及短篇，并为荷兰报章撰写中国文学评论。荷兰在线在莱顿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兴趣使然
林恪自中学起就对外语感兴趣，上大学选专业时就想挑战最难学的语言。“我把各语种写在纸上，列了一个表，”他说，“汉语属于非字母语言，有独立的体系，中国文明也可以跟西方文明形成对照，就觉得很感兴趣。当时荷兰也有一个汉学热，有一档教中文的电视节目就叫《你好》。”1987年，林恪进入莱顿大学汉学系，逐渐走进中文文学的殿堂。1996年起，他先后师从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著名汉学家伊维德先生和莱顿大学柯雷教授，继续深造博士，研究作家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并将其部分作品翻译成荷兰文。

“最初也是因为感兴趣，就翻译一段韩少功的小说，写一篇文章介绍他，一起送到出版社做推介。”林恪渐渐与荷兰的文学出版界有了联系，博士毕业之后就开始了独立翻译生涯。现已有多部译著，包括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台湾作家白先勇的经典之作《孽子》等。“我对虚构类题材感兴趣，在翻译的选择上主要看文学的内容和质量。”他说。

林恪最近刚刚为一家从未出过中国文学的荷兰出版社翻译完稿钱钟书的《围城》，前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他还亲自帮出版社联系到杨绛（钱钟书夫人）商榷版权事宜。“我通过中国的出版社直接找到她，当时她可能99岁了，还有他们家庭的一个老朋友，也有80多岁了。她跟我说‘没问题，给我写email’，合同寄过去他们也一句句看了，看得很细，当天就回了email。特别有意思。”

莫言最符合诺贝尔奖的标准
通过翻译工作，林恪与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界联系密切。在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还需靠着书信在字里行间与原著作者共同切磋。90年代以来，他每年都会在中国待一个月，去买书，并和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编辑作交流。但他坦言，中国文学在西方尚未被接受为主流文学，虽然有很多爱好者，但不是主流。“在西方文学和生活还是存在一种紧张、矛盾的关系，但中国文学多关心社会，和社会更多结合在一起。”

不过他也表示，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包括奥运会，都让世界更关注这个国家，这些因素或许会帮助世人更加注意中国文学。“这可能跟美国二战以后情况相似，现在大家主要看英美文学，也不是因为英美文学是最好的，而是因为国家的影响力。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慢慢地改变（这种情况），诺贝尔奖也是一个因素。”

提及诺贝尔文学奖，林恪说，在中国当代三大作家中，他一直认为如果有人获诺奖，应该是莫言（另两位为苏童和余华），“因为诺贝尔奖不是纯粹讲文学，也重人文性。莫言的作品有更多对人文和历史的关照，所以更符合诺奖的标准。”

荷语翻译青黄不接
全职做翻译收入并不多，常常与出版社的截稿日期作战，工作压力大。目前荷兰语的中文译者一共只有十几个人，是个很小的圈子。林恪曾和莱顿的孔子学院合作办过一个工作坊，去年趁着苏童来荷兰的契机也组织学生翻译，试图培养一些年轻的译者。但他表示，总体而言对翻译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年轻人不多。“有一些可能想翻一篇文章，一本书，但年轻一代看电影的人多，上网的多，看书的少”，翻译界多少有些青黄不接。

也是因为这一原因，2009年，林恪主办了14年的杂志《文火》(Het Trage Vuur) 在一片惋惜声中停刊。他回忆道，“90年代中旬我们都觉得中国文学翻译得不够。出版社选的书主要是海外华人讲述文革经历之类，他们把它叫做文学，我们不同意，就想算了，我们自己做杂志，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杂志的命名就是希冀中国文学的火在荷兰越烧越旺。当时他们拥有三四百位订户，这对荷兰的文学杂志来说不算少。他说，虽然做的比较累，刚开始连贴邮票寄给出版社和订户都是自己做，但杂志就好像是翻译家的乐园，大家互相学习，讨论文学翻译。最开始每年两期，后来四期，14年中一共出了48期。但之后想找一些有志从事翻译事业的“新血”将杂志传承下去，却找不到，只得停刊，“有点可惜”。

目前，林恪正和两位多年的翻译家朋友合作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见荷兰历史悠久的Athenaeum出版社推出了日本的《源氏物語》，他们就直接找上门介绍《红楼梦》，结果对方看了英文版之后十分感兴趣，制定了七年的翻译计划。“明清白话，非常难，但很有意思。我们一边玩一边翻，发现很多中国现代小说都可以在《红楼梦》里发现一些蛛迹。”他说，“中国的文学传统还是跟西方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