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性的权利与义务是什么样的关系?

21世纪以来，性权利（性人权）的概念与意识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在60年来的意识形态的长期统治下，许多反对性权利的人，总是抬出“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等”的所谓理论来对抗个人的权利。

这些人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性权利，必须首先是尽到了某种义务；而这个人要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性权利，也必须履行某种义务。否则就是“只要权利，不尽义务”，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

尽管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清楚地知道这种理论，但是他们在看待性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却常常不自觉地运用着它。甚至就连中国的立法者也是这样思维的，例如2000年修改的《婚姻法》就规定：“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其中的逻辑很清楚：如果你不忠诚了，那么你就丧失了自己的性权利。

要纠正这种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必须分成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性权利绝不是政府或法律所赐。性权利与生存权一样，是一种天赋人权，人人生而有之，不需要任何先决条件。否则，人就变成了牲口，只有靠主人的恩赐才能存活。

第二，权利与义务绝对不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而是谁产生了谁的根本问题。性权利从来就是，而且永远都是第一性的和本源的。如果说“只有履行了义务才可获得性权利”，那么这就是赤裸裸的奴役。

第三，该向谁尽义务？如果说“只有遵守《婚姻法》，才有权利过性生活”，那可就是背道而驰了，因为政府、法律和任何一种婚姻制度，都仅仅是公民的仆人，都仅仅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性权利，而且公民有权去修改之。

归根结底，个人的性权利所产生的唯一义务，就是不得损害任何其他人的相同的性权利，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是这种相互关系，仅仅存在于公民与公民之间，与政府和法律无关。尤其是，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挟政府或法律之威来强迫另一方，只能协商解决，合则聚，异则散。

因此，“夫妻相互忠诚”绝对不是公民遵守法律的应尽义务，而是两个公民的性权利之间如何进行协调的问题。如果协调失败，那么只有分手才能最好地化解两个平等的性权利之间的冲突，而绝不是什么“立法惩罚第三者”。

（本期专栏作家:潘绥铭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