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微笑背后的批判

荷兰国际广播电台在全球各地都有通讯员，其中一些通讯员所工作的国家中，新闻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记者Wim Jansen与古巴已打了30多年的交道。他说，到那里并不容易，但一旦进入古巴，却也不难找到愿意交谈的人。

1979年9月, 哈瓦那奢华的国立大酒店门前有一场骚乱。荷兰记者Dick Verkijk被两名强壮的男子夹着向等在不远处的一辆汽车走去。就在三人经过我身边的时候，Verkijk叫道：“Wim, 他们要把我驱逐出境。赶快给大使馆打电话！”随即他便被带上车，直奔机场。

冷战
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我作为刚入行的记者第一次来到古巴。让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拿到了一份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的签证，一份允许我在这个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的国家做一系列报道的签证。

在接受采访核准时，国际新闻中心的一位友善的女士常规性地问我将采访哪些人。某位部长？还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我惊讶地长大了嘴巴，那可能吗？她友好地轻轻一笑：“我会专门为你尽我所能。”后来我听说，来到这个共产主义岛国参加会议的所有800名记者全都受到了如此“优待”。但最终却没有一个人得以采访菲德尔或某位部长。

微笑的批判
不过，这对于我当时所效力的报纸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的报纸只想报道古巴的日常生活：古巴人是怎样的？他们如何看待苏联的支持？他们真的那么讨厌美国人吗？尽管我的记者签证是针对会议的，但我可以很自由的行动。我和几位在一家空荡荡的商店前排队的古巴人交谈，和一所小学的校长交谈，还有港口卡车的司机。古巴人并不害怕交谈，并且会在某一个笑话中用微笑来“包装”他们的批判。

第一次古巴之行后，我从古巴驻海牙使馆那里获悉他们对我没有遵守规则感到很失望，而且我将不再能拿到去古巴的签证。五年之后，那条禁令显然已在官僚程序中失了效，因为我每年提出的签证请求突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事后的投诉
如今我已先后去了古巴7次，其中包括一次与我家人的旅游访问。每一次我都在事后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投诉，说我没有遵守行程安排，以及擅自与异见人士交谈。“但您一定明白我作为一名记者必须报道各个方面，”我对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那您也一定明白我作为一名外交官得提出异议，”对方回答。

坦白说，尽管有与古巴官方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作为记者我是很喜欢去古巴的。一旦你获得一份签证，就可以在国际新闻中心的羽翼下比较自由的行动。只是你不要过于激进或太多地释放你自己的观点，否则你恐怕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有可能被两名强壮的男子夹着强行送去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