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和性取向冲突吗？

每年的5月17日，是公认的国际LGBTI权利纪念日——国际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

“恐同”这个词，字面很容易理解为对同性恋的恐惧。实际上，“恐同”的含义要广泛得多，是围绕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等性少数群体的多种负面意见和情绪。

“恐同”会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更多时候是以“观念”这种更隐蔽的形式出现。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向您介绍荷兰的反“恐同”斗争：

• 信仰与家庭的背叛

• 用对话唤醒爱，改变观念

• 世界反“恐同”，最重要是团结

作者｜郭典典

旅居荷兰，喜欢琢磨一切与语言、文化相关的事。工作之余兼文学翻译。

为了改变“恐同”观念，今年在荷兰也有许多关于国际不再恐同日的线上纪念活动。

图/荷兰驻华使馆授权使用

譬如专门为阿纳姆（Arnhem）和奈梅亨（Nijmegen）的女同性恋者组织活动的机构Poink会举办一个主题为“表达自我（Express Yourself）”的线上茶话会，活动中4-5位女性会组成一个小组围绕这一主题倾谈；

为性少数群体打造安全社区环境的机构SHOUT也将举办一场为少数群体营造良好工作氛围的在线小组讨论，参与者中包括瓦赫宁根大学的副教授、联合利华公司的研发经理等。

即使在荷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绝大部分民众也接受同性恋爱，但是如果将镜头聚焦到每一位同性恋个体上，也会看到挣扎和烦恼：要接受自己的性身份认同，有时要先跨过家人、社区甚至是自己心理的一道坎。

图/IDAHOTB Committee，CC0协议

信仰与家庭的“背叛”

荷兰有一条自西南海岸延伸到中部的“圣经带”（Bible Belt），这是荷兰宗教信仰最虔诚的地带。对一些生长在传统基督教家庭的孩子而言，“同性恋”仍是个有些可怕的词。

23岁的Lucas上中学的时候就隐约察觉自己喜欢男孩子。可是生长环境对“同性恋”噤若寒蝉，Lucas一直觉得喜欢同性是不正常的。直到上了大学，Lucas才完全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

图/unsplash图库授权使用

笃信基督教的父母得知后，着实吃惊不小，所在教会的长老会也特意“约谈”Lucas。约谈当天，教堂的空调特意“象征性地”开得很低，长老团先是问Lucas这件事告诉了几个人，接着不厌其烦地告诫他，坚决不能有同性恋爱关系，那是教义不允许的，也是教会不能接受的。

对于一些有移民背景的荷兰人来说，父母辈的文化也可能成为接受“同性恋”的障碍。

Pete Wu的父母是经营小餐馆的中国移民。Pete曾经觉得自己是个喜欢女人的“正常”男人，中学时喜欢上一位男老师后，还为此看了很久的心理医生。Pete接受性取向也是在大学，当时他停止了心理治疗，并向身边好友出了柜。

图/unsplash图库授权使用

可是，在Pete父母眼中，儿子的人生应该是上学、找工作、买房、结婚、生孩子，按部就班。

为此，他们不断为Pete推荐结婚对象。Pete只能以不喜欢、还不想结婚为理由一直搪塞，直到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通过短信告诉妈妈，自己不喜欢女孩。

那之后，Pete的母亲哭了很久，父亲则严肃地对他说“你要去爷爷坟前请罪。我给你一年的时间，好好考虑要不要变成‘正常人’”。

直到出柜后几年，Pete的父母还会偶尔给儿子发去适龄女青年的照片。

用对话唤醒爱

改变观念

宗教教义、父母的传统婚恋观、自己对自己的期待，这些观念都可能成为“恐同”的诱因。

虽然不至于将同性恋视为“绝对的恶”加以惩罚，但因为它背离了群体范式的“正常”，而被视为奇怪而难以接受的。

要帮助每一个面临同样处境的个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们意识到，社会上存在许许多多拥有非主流性认同的人，自己、儿女、朋友并不是唯一一个。

为了帮助同性恋去污名化，荷兰社会一个重要的支持机制便是“经验”（ervaringsdeskundigheid）。

荷兰有许多针对不同文化、宗教群体的同性支持机构，社区中的“过来人”会分享自己从了解到接受性认同的心路历程，为尚未“出柜”的同伴提供借鉴以及情感支持。

阿姆斯特丹一座教堂挂上了彩虹旗，庆祝骄傲周  图/unsplash图库授权使用

Hart van Homo’s就是一个为基督教徒中的同性恋者提供支持的机构。自2016年成立以来，机构采访、发布了许多亲历者的体验，不仅为信教的同性恋者提供参考，也指导教友如何应对身边的人“出柜”。

Lucas便是在收听了这家机构的广播后，逐渐意识到，性认同和宗教信仰在自己身上并非完全对立，而是有可能和解的。

另一家机构Homo in de klas则设计了一套针对基督教中小学的性认同课程，除了讲解“性认同”的概念、不同性认同的存在外，也会请“过来人”为学生和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荷兰二代亚裔的性少数群体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并不比信仰基督教的同胞少，且相应的社会支持体系还比较薄弱。

所幸的是，Pete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华裔荷兰作家Pete Wu的关于华裔二代身份认同的书《香蕉一代》,及人民报对他的采访  图/张展 摄

2019年，Pete出版了自传《香蕉一代》，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夹在中国文化和荷兰文化之间长大的，其中，在Pete看来，性、爱与婚姻是自己与父母辈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

此后的一年里，Pete多次在电视采访中露面，还拍摄了自己的纪录短片。很多“土生土长”的荷兰人通过Pete的故事对“亚裔”的生活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Pete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和自己有类似经历的亚裔伙伴。

世界反恐同

最重要的是团结

一个人的经历或许不完美、不全面，但是许多人的经历联结在一起，就能勾勒出某个群体的完整图景，成为推动社会观念更加开放、宽容的力量。

乌特勒支的彩虹斑马线  图/unsplash图库授权使用

2018年荷兰社会文化局（Het Sociaal en Cultuur Planbureau）的调查显示，荷兰对性少数人群持积极态度的人从2006年的53%上升到了74%，此外还有20%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即使是在曾经普遍反对同性恋的宗教群体中，对性少数群体的接受度也有所增加。

改变“恐同”的观念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荷兰的经历表明，如果社会环境允许，有足够的性少数人士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让“性少数”在社会语境中逐渐“正常化”，社会的接受度也会逐渐提高，这样也有助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多元与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