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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极力避免用国家来命名病毒,而以前却有很多以国家名称命名的“疾病”,比如荷兰病、英国病、法国病及希腊病等。
举个例子,“英国病”在欧洲通常是指1960年代发生的该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但是“英国病”在法国人那里指的是梅毒;毫不意外,英国人则将梅毒称为法国病。
更可笑的是,梅毒在日本被命名为“葡萄牙疾病”;而波斯人把它称为“土耳其人邪恶”。
去年,国际上关于病毒的命名打了一年的口水仗,都是我们的祖先玩剩下的,毫无借鉴意义。
而“荷兰病”却完全不同。
荷兰在1960年代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困境,起因是开发气田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在经济学上,被广泛地定义为“荷兰病”。
之后,荷兰通过“圩(Wéi)田模式”(Polder Model),实现了经济复苏。
在2009年,时任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Balkenende)接受荷兰在线NLO原媒体机构采访时,还曾提到“欧洲应采纳圩田模式”。
因为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Merkel)强烈支持欧洲积极采纳所谓的" 莱茵经济模式"(Rhineland Model) ,这与荷兰的"圩田模式"极为相似。
不过,在2020年底荷兰首相吕特(Rutte)育儿津贴丑闻时,美国《纽约时报》提到荷兰政治决策中引以为豪的“圩田模式“,他们却认为认为津贴丑闻凸显了荷兰这种政体模式的弊端。
究竟什么是“圩田模式”呢?
通过此文,您将继续了解:
“荷兰病”作为经济学用词,是指因资源领域出口增加,而使本国汇率上升,造成其他出口领域的竞争力下降的现象。
正是著名的北海气田(North Sea Oil Field)的发现让荷兰陷入“资源诅咒”。
1959年,荷兰在格罗宁根省经济水域内的北海油田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气田,并从1960年代开始进行开发。1970年,英国也着手进行开发,随后挪威也加入了开发行列,并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契机全面推进。
虽然北海气田满足了荷兰国内当时十分紧张的能源需求,并且通过出口,实现了国际收支稳定,但随着出口增加,外币收入剧增,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包括造船业等在内的制造业因此而受到压制,天然气以外的其他出口业务停滞不前。
在天然气行业的推动下,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由于社会保障扩大,政府支出也随之增加。1976年天然气出口量达到顶峰,为510亿立方米,同时政府预算和社会保障费占到了国民收入的一半。
天然气价格下滑后,税收减少,因此不得不增加税收。
经济因此逐渐陷入低迷。
荷兰是一个人口1600多万人的海洋贸易国家,英文全称the Netherlands,音译为“尼德兰”,意译为“低地”(Lowland),大量国土的海拔低于海平面。
荷兰的干线公路,建在比运河还低的土地上,非常令人吃惊。
费吕沃湖渡槽(Veluwemeer Aqueduct)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奇观。
在悠久的历史中,作为扩大领土的手段,荷兰一直通过填海造田,逐渐将海洋改造成陆地,扩大了国土面积。
在20世纪,荷兰开展了一项宏伟的国家项目。
那就是用一条全长约30公里的拦海大堤封闭海湾,填海造田约16万公顷,相当于22万个足球场的面积。
荷兰硬生生地造出了一个新的省份,荷兰的第12个省——弗莱福兰(Flevoland)。
并把一个海(须德海),改名为一个湖(艾瑟尔湖),最后还变成了淡水湖。
人们说在太空能看到的人类杰作,一个是中国长城,另一个就是荷兰大坝。
“阿夫鲁戴克大堤”(Afsluitdijk)因此被认为是象征荷兰身份的太空地标。
这样的地理环境是荷兰国民形成“圩田精神”的基础。
前面提到了“荷兰病”的主要原因是北海油气田的过度开采与出口。
关于资源开发带来的“暴利”所产生的影响,阿姆斯特丹大学名誉教授、经济学家麦克尔·埃尔(Michael Ellman)称:“像荷兰这种开放的小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汇率的变动等,制造业容易向海外转移。”
所以,随着石油及天然气等非可再生能源的不断开发,国内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这时就需要政府采取跟随经济变化的灵活措施。
控制资源开发的速度是其中一项重要应对措施。
很多研究者指出,控制变化的速度,会使社会变动得到缓冲;培育能够在资源枯竭后带动经济发展的替代产业;确保并培养担负替代产业的人才。
但是在自由追逐更高收益的资本主义底色里,从政府层面干预控制企业营收、降低社会福利、缩减国民收入,实在是太难了。
荷兰时任经济大臣称,荷兰克服“资源诅咒”的关键是“革新”和“教育”。
现在看来“革新”就是转变依靠自然资源的原始发展模式,“教育”则是承担了产业迭代的未来使命。
“圩田模式”就是在这样一个政、劳、资等立场不同的团体,摒弃不同的意见,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
荷兰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破产后,通过采用象征“圩田精神”的“圩田模式”,实现了经济复苏,这一壮举被称为“荷兰奇迹”。
1982年,荷兰政劳资三方就实现经济再生的政策签订了《瓦森纳协议》(Wassenaar Agreement)。[注:该荷兰内部<瓦森纳协议>与关注国际间“常规武器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瓦瑟纳协议>完全不同]
荷兰内部的《瓦森纳协议》是在雇主组织和工会之间达成的协议。
荷兰通过抑制工资增长,以换取应对失业和通货膨胀。具体措施比如,减少工作时间,并扩大兼职就业。
该协定因终止了1970年代的“工资-物价”螺旋,而获得赞誉,这项措施大大减少了失业,并在产出和就业方面产生了强劲的增长。
国际劳工组织将《瓦森纳协议》描述为“一项开创性的协议,为许多欧洲国家后来的社会条约定下了基调”。
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开发系教授长坂寿久对此总结道,这是一项“综合性政策协议”,以优先确保就业的自愿调低工资为主,包括控制公共支出、实施减税以及减少劳动时间等。
这一政策形成了工作共享等革新性雇佣体制。
在降低工资、确保就业的同时,荷兰还看准天然气将枯竭,因此控制了资源开发的速度。并且为了避免汇率上升,还投资了海外的基金。
在上面那段历史里,荷兰用了十多年的时间,逐步实现了经济的全面复苏。
如今,根据最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无论是GDP总值,还是人均GDP和购买力平价,荷兰常年稳居全球第10-20名这一梯队,并且仍在稳步上升,有望进入全球前十。
全社会齐心协力、在新产业领域进行革新以及对教育和研发进行投资为荷兰经济复苏做出了很大贡献。
荷兰通过大海发展起来,在历史上经历过多轮全球性的辉煌与落寞。
2020年,疫情来袭,荷兰国民还能通过全力合作的“圩田精神”再次实现经济复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