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乱频发！为什么这届荷兰年轻人这么“叛逆”？

荷兰在线特约撰稿 文｜郭典典

当地时间1月23日星期六，荷兰宵禁首日，也是连续三天全国混乱的开端。从大都市海牙，到无名小镇乌尔克，四处火光冲天，街上一片狼藉。警方称，被逮捕的人43%未成年，最小的只有14岁，“年轻人”(Jongeren)一时成了热门人群。

这不是荷兰年轻人与政府的新冠措施第一次发生摩擦，去年三月以来，隔三差五就有“不听话的小年轻”的消息。为什么面对疫情，荷兰年轻人如此“叛逆”？

有荷兰在线的读者看到暴乱新闻后也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个教育数一数二的国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本文从现实角度出发，剖析在疫情封锁下年轻人普遍遭遇的心理与社会上的困境，或许能够让读者们更好理解暴乱发生的部分原因。

从小打小闹 到大动干戈

疫情以来，不遵守疫情规定的情况不少，其中“年轻人”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疫情持续时间越长，防疫措施越严格，“叛逆”得似乎就越出格。

以北方城市格罗宁根为例。去年九月初，周确诊人数从未上过三位数的格罗宁根省，患者突然成倍增长，十月初每周确诊人数已经上千。因为最早报道的聚集感染来自该市某学生社团的迎新活动，而最初发现的病例也多聚集在这座学生城，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例，人们自然把疫情爆发与新学期开学联系了起来。

格罗宁根市长联合当地两所高校校长，向全体学生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请求年轻人严格遵守防疫措施。这是格罗宁根第一次“点名批评”年轻人。

如果说九月时年轻人还只是对疫情评估错误，抱着侥幸心理聚集在一起的话，之后的一系列情况就有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12月份，第二波疫情势头正猛，格罗宁根学生组织Vindicat一群学生在旅游大巴上喝酒唱歌、贴身跳舞的视频流传出来，招致一片批评。与此同时，全国也发生了不少年轻人违反规则聚集而被警察驱散的事件。森林里的空地、高速边的集装箱、废弃的体育馆，都成了年轻人避人耳目的派对场所。

一月底宵禁实施之后，自嗨的派对升级成了无差别宣泄的群体狂欢。成群的年轻人聚集在市中心，烧车、砸店、抢超市，各种让荷兰人瞠目结舌的举动接连通过视频流传到网上。视频上时隐时现的一张张年轻面孔，很难不得出捣乱的多是年轻人的结论。荷兰警察负责人威廉·伍德斯（Willem Woelders）也表示，逮捕的151人中，43%不到18岁，最小的只有14岁。

这一次，“为什么年轻人不守规矩”不再是个人心中的抱怨，而终于成了荷兰社会拿上台面讨论的问题。

其实，疫情对年轻人的影响之大，许多国家都意识到了。荷兰谈年轻人，通常指具备独立行动能力但又没有彻底融入成年人社会的人，从十几岁到三十出头岁都可以算。处于特定成长阶段的他们，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都受到疫情影响，可既没能像“儿童”那样备受关照，也很难像真正的“成年人”那样，在疫情问题上表达自己的看法。

迈不出的家门 见不到的朋友

在荷兰人的成长观念中，十几二十岁，重要的是逐渐脱离家庭，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和同龄人社交，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社交活动是非常依赖公共空间的。因为荷兰中学少有“寄宿制”，通常下午三点就放学了，高校也很少配套校园宿舍，年轻人们在学校碰面的时间并不长。要与同龄人互动，又不想被父母管，看电影、压马路、逛商店等就成了最受欢迎的选择。

但是疫情以来，中学关闭的时间比小学长，高校索性全部网上授课，校园社交变得更加稀少。与此同时，电影院、酒吧等娱乐场所关了将近一年，去公园、海边，哪怕压压马路也要保持1.5米距离。许多年轻人和朋友的联系只剩下了手机。调查显示，16-35岁的人群33%感到孤独，高出全民平均的27%。

出门少了，宅在家里也容易出现矛盾。因为疫情影响，很多本打算独立门户的年轻人不得不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如果家庭关系本来就不理想，居住空间有限，再有几个年纪小的弟弟妹妹，很容易感到焦躁不安，想尽办法寻找逃脱的机会。

因此，疫情期间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也令人担忧。32%的年轻人感到压力很大，22%感到不安，远高于其他年龄组（50岁以上两项指标都在15%左右）。45%的年轻人表示疫情期间总会担心各种各样的事，从朋友、社交，到身心健康，什么都能让人焦虑一把。

守不住的饭碗 上不完的学

除了居住和社交环境带来的心理压力，经济和学业上的压力也不可忽视。

高中毕业后的荷兰年轻人，无论选择学技术还是读大学，通常都会自立门户，靠打工补贴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疫情后，15-25岁人群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1.6%，比2020年1月上涨了3.8%。而同期荷兰全民失业率最高时也只有4.5%。

年轻人失业率高，与他们在劳动市场的特殊地位有关。很多人是边打工边读书，做的大多是无需学历的基础性工作，比如，13%的年轻人在餐饮业打工，这也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而这些人中 80%又是临时工，遇到困难，他们往往最先被解雇。

除了收入减少，眼下生活捉襟见肘，年轻人的学业也成了没谱的事：选择实践类学科的没法实习，学业不得不延期；选择理论类学科的，因为不适应网上授课，进度缓慢甚至选择休学一年的也不在少数。靠自己赚钱能撑到什么时候，能不能毕业，什么时候能工作，这些本来可以规划的人生大事，一下子成了不可控因素。

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也是年轻人压力和焦虑的主要来源。

社交媒体上的发泄

谈到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能忽视他们成长的特殊环境：网络和社交媒体。

荷兰的千禧一代从小就在屏幕前长大，小学高年级玩抖音，十几岁的中学生成为油管红人，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格罗宁根大学教育学学者伊利安娜·泽尔斯特拉（Elianna Zijlstra）认为，这一代在虚拟世界长大的孩子，往往会觉得“做什么都可以“，也更倾向于不计后果，做出冒险的事。

而疫情以来，年轻人对社交媒体愈发依赖。一方面是的确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另一方面年轻人也普遍感觉现实中没有人倾听自己的声音。一位受调查的年轻人说，“现在的决策都是70后、60后、甚至50后做的，考虑的都是他们的生活和经济状况。根本没有人严肃考虑我们这代人面临的问题。”在社交媒体上交流、发声，成了现实的替代。

终于在一月底，社交媒体通过一系列暴乱展示了它的威力。有人在网上发出“我们去XX闹事吧”的号召，当天就会有大批人涌到那个城市。动乱现场的年轻人一边砸汽车、抢超市，一边拍视频、发抖音；不在现场的“在线观众”则在评论区发布各种“任务”。

完成特定任务会获得一定数量的积分，俨然是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大型网络游戏。事后被警察询问时，许多参与的年轻人都表示，在网上看到号召，觉得好玩刺激，又没有别的事情，就去凑了热闹。

简言之，一只脚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挨了疫情狠狠一巴掌，可相比其他年龄段，社会对他们困境的关注却少得多，不难理解，为何积累已久的情绪最终会以违规甚至违法的形式爆发出来。

虽然有怨气，荷兰社会的主流反应还是去理解年轻人的想法，并倡导动用更多社会资源，帮助他们度过这段困难时期。各地专业机构和志愿者都表示会对年轻人——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年轻人给予更多关注，一些地区的家长也自发建立了群，“监督”孩子不要晚上出门，遵守政府的宵禁措施。

人们希望通过这些行动，让年轻人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并意识到靠违法违规来宣泄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作者 ｜郭典典

旅居荷兰，喜欢琢磨一切与语言、文化相关的事。工作之余兼文学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