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个国际出柜日 | 我们离“出柜自由”还有多远?

荷兰在线特约撰稿 文 | Joey菌

“我公开分享我的跨性别身份,我想启发全世界范围内缺乏自信、难寻定位、未获赏识的小Nikkie们。我希望通过昂首挺胸的方式获得自由,我将鼓励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以自己希望和值得的方式过上真实的生活,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我们必须接受、尊重、倾听和理解彼此。”

这是拥有1300多万粉丝的荷兰美妆博主Nikkie的“出柜”宣言,她曾经和Lady Gaga、Rihanna等明星合作过,今年1月向粉丝公开了自己的变性故事和心路历程。

她的宣言也得到了人们的共鸣,大家希望在2020年,这个世界能变得更加包容,更多人能够释放真我,拥抱真正的自由。

每年10月11日都是国际出柜日,旨在支持性少数群体表达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事实上,目前已经有很多国际公认的对于性少数群体的纪念日,例如国际不再恐同日(5月17日)、国际跨性别现身日(3月31日)、跨性别追悼日(11月20日),以及整个6月都被很多国家定为“骄傲月”。尽管纪念日众多,但“出柜”依然应该被得到重视,毕竟这是性少数群体建立自我认知的重要步骤,也能加速社会对相关人群的包容和接纳。

国际出柜日的初始概念来自于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中“个人即政治”的精神,强调“对家人、朋友与同事出柜而坦率地活着”作为最核心而基本的政治行动。他们的基础信念是“恐同”会在无知和无人发声的氛围中恶化、蔓延,而只要人们知道有他们所在意的人是同性恋,他们就不太可能会去害怕、歧视或压迫同性恋。

这一特殊的日子最早在1988年在美国开始被庆祝,由Robert Eichberg和Jean O'Leary创立,Eichberg是一位来自于新墨西哥州的心理学家,而O'Leary是一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政治人士。之所以选择10月11日,是为了纪念1987年的华盛顿同性恋权益游行。随后很多国家都在庆祝这一纪念日,包括澳大利亚、瑞士、荷兰、加拿大和德国。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几天前也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向在读学生或教职工征集他们的“出柜”经历,让校园变成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做自己”的环境,也启迪其他需要帮助或者正在挣扎的性少数群体。

不仅是荷兰的大学,荷兰邮政局骄傲协会推出五辆彩虹色的小巴从海牙出发运送邮件和包裹,将于整个十月在荷兰各地行驶,推出这些耀眼的彩虹小巴是强调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重要性。协会主席还向民众呼吁,若是在路上看到彩虹小巴,不要忘了向它挥挥手哦!

荷兰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走在世界前列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因而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包容态度也走在世界前列。

1973年,荷兰政府已经不把同性恋看做一种精神疾病,并允许同性恋者加入军队,而17年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才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剔除。早在1994年,荷兰议会就颁布了《平等待遇法案(Algemene wet gelijke behandeling)》,该法禁止任何机构或个人在就业、住房以及公共和私人住宿方面进行性取向的歧视。这些法律规定无疑营造了一个更为友好的社会环境,因而同性恋群体在出柜时也很少面临舆论压力。

而性少数群体文化也被荷兰政府严肃看待。在阿姆斯特丹公共图书馆的六楼,陈列着大量关于LGBTI群体的书籍和档案,这其实是IHLIA档案馆(IHLIA LGBTI Heritage)的所在地。

它收集、保存并向公众展示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各类信息。IHLIA成立于1999年,是欧洲最大的LGBTI档案馆,在1515米的书架上有超过十万种物品,包括书籍、期刊和杂志、电影、纪录片、海报、照片以及T恤、纽扣和避孕套包装等物品,此外还有一些数字化收藏。不仅是专家和学者,IHLIA在网站上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向他们写邮件表明想要收集的资料,他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满足要求。对历史的郑重记录是对性少数群体痛苦回忆的重视,也是聆听“另一种声音”并与之交流的体现。

此外,各类性少数社群群体也在荷兰极为活跃,在1946年成立的荷兰性少数组织(Cultuur en Ontspanningscentrum,简称COC Netherlands)是世界上最早的LGBTI维权组织之一,COC有不同的分支机构管理,地方组织专注于其区域内的活动和宣传,倡导对个人、团体的支持,还在高中提供性教育课程,几乎完全由志愿者组织;中央的COC则注重在国家层面的宣传,例如政治游说团体(倡导同性恋权益、教育、平等待遇等),与Expreszo合作,出版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杂志,并培训地方组织志愿者;COC还在国际上活动,尤其是在东欧和中亚多个国家开展工作。

荷兰自由平等的友好氛围也吸引了大量性少数群体来到这里生活,特别是像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这样的国际大都市。Coco Zhao是长居荷兰的中国音乐人,他十分认可阿姆斯特丹的生活环境,提到同性恋身份时完全不会被他人另眼看待,或被指指点点。即使在街道上公开和男友亲吻,也不会有人好奇围观或者面露不快。“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被贴上了其他的标签,而这些标签是可有可无的。”Coco告诉荷兰在线。

对于另一名性少数群体人士Saro来说,能够“作为一个人生活”的普通愿望可以强烈到让他离开故土,途径土耳其、希腊、克罗地亚、奥地利和德国来到荷兰。支撑着他的唯一原因是可以在荷兰“出柜”,也不会被强迫寻求治疗。而这些人不仅是在荷兰生活的性少数人群的一个缩影,他们也是这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些开明的上一代人

根据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显示,只有5%的性少数人士公开了他们的性倾向或性别身份。绝大多数LGBTI人士都遭到了歧视,其中来自家人的排拒和凌辱是最为根深蒂固的,家庭是排拒和歧视发生最多的地方。这也直接导致了不少性少数群体不愿意出柜,或者仅对朋友出柜,而对父母隐藏真实身份。

因为成长经历、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等不同原因,父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可能很难接纳自己的子女向他们出柜,甚至有不少极端案例。

但这并不意味着向父母出柜是完全不可能的。Coco提到自己20年前就已经和父母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他们在几个月内就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性别认知。 

Coco 告诉荷兰在线,“当时我妈妈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但是她买了很多书,包括方刚和弗洛伊德的研究,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她甚至还给中国科学院打电话,联系到了李银河老师。” Coco的妈妈现在甚至还会开导其他不能理解孩子出柜的父母,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沟通和交流在亲子关系中无疑是更加重要的,尤其要给予他们安全感。Coco还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告诉爸爸妈妈,你不会因为是一个同性恋活得不好,让他们放心,但同样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有时候,同志孩子不应该过分低估父母的接受能力,也不要高估自己的承受能力”,@上海梅姐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她在同性亲友会中颇为活跃,经常收到同性恋家长的“求助”信息,也积极参与各类讨论。而这样的父母也能在公开媒体中找到不少,包括坐拥20万粉丝的中国首位支持同性恋儿子出柜的母亲@三色堇吴幼坚。

而仔细挖掘,其实有不少父母在微博主页就表示自己“接受孩子的性取向”,认为“同性恋也应该坦荡地活出自我”。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来自家庭的支持是敞开心扉的源动力之一,而来自父母的理解和关爱可以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获得慰藉。

从父母朴实的文字叙述中,可以发现这些父母或多或少都经历了从痛苦到理解再到支持的过程,最终能放宽心态,认为孩子的快乐是最重要的。类似于Coco母亲这样能够主动学习的父母仍然是少数,很多父母并没有机会或者能力接触到这些信息,尤其是身在偏远地区的家庭。

因此,同性亲友会社群架起了信息的桥梁,从这些组织中,有相同经历的父母可以进行交流,也会定期举办活动。社群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从十几年前的YY语音群,到各类微博账号,再到广泛使用的微信群,以及最近流行起来的短视频软件。这些心态开放的上一代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开始重新架构自己的世界观,准备出柜的性少数群体年轻人也应多向父母介绍相关知识。

为了下一代人,我们或许应该……

在中国,不仅与性少数群体密切相关的亲友的态度有所改变,相关的社会舆论也在改观。根据《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十年间公众对同性恋的包容度有所提升。公众对于“同性恋是个人行为,他人不该指责”这一观点持同意看法的比例增长了7.9%。

这一社会风向的积极改变和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呈正相关,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对同性恋人群的包容程度最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颁布,它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中去除。这有助于缓解公众对于同性恋污名化的理解,也是同性恋解除心理压力,拥抱自我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荷兰,社会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接受度也呈上升趋势,荷兰性少数组织COC在2018年接受《卫报》报道时指出,现在约有90%的人对同性恋者持积极态度,而2006年这一比例仅为53%。今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指出,即使同性恋接受程度在不同国家的分化仍存在,但在最近的二十年里总体上有显著提升,其中,荷兰在欧洲各国同性恋接受度中以92%的接受度名列前茅。

荷兰社会对于性少数群体较高的接受程度与为下一代提供的教育紧密相关。每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五,学生和老师可以在学校里穿戴紫色的衣服饰品来表达对性少数群体的声援,这就是“紫色星期五”活动,该活动是由学校的GSA联盟组织的活动之一。今年将是举办这个活动的第十个年头。目前,已经有1000所以上的学校开展了“紫色星期五”活动。

在今年10月9日,COC与教育、文化及科学大臣范恩格霍夫(Ingrid van Engelshoven)还进一步颁布了性少数群体友好学校教育标准(GSA Education Standard),学校可以以此来研判他们是否营造了一个对性少数群体更加安全舒适、确保不同群体之间搭建沟通桥梁的环境。

数据表明,遵循GSA标准的学校有望令性少数学生群体感觉到更高的包容性,获得更加良好的自我感觉,也能更好地应对来自他人的负面反应。因此,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RIVM)已将GSA标准纳入改善学校环境的干预措施之中。

放眼世界,也有理由相信下一代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环境会更好。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赋予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同样的权利,给予所有人在太阳下相爱的自由。2020年泰国内阁已经通过法案,允许同性伴侣进行婚姻登记,并修改了法律,以确保同性伴侣拥有与已婚异性夫妇几乎相同的权利。

不过,在看到进步的同时,保障性少数群体权益也有不少上升空间。譬如,著名性与性别研究者方刚老师表示,根本就没有一种中庸地带。对于像同性恋者这样被主流社会长期欺压的人群,我们说“中立”,这就好比你去探望你的外祖母,正好看到年迈的她同一头闯进来的熊在搏斗,你倚着门框说:你们打吧,我中立。对于无辜者所受迫害保持所谓“中立”,本身就是歧视,就是伤害,就是助长暴力。

如果你希望支持性少数群体,可以通过值得信任的机构、网站或书籍,学习最新知识,向身边的人表达你对性少数群体的支持态度。听到恐同/恐跨和歧视性的言论,或看到恐同/恐跨和歧视性的行为时,应采取合理的方式及时干预。

我们真正期待的一天是,不再有法律法规额外强调对性少数群体的特殊保护,不再有为少数群体呐喊的平权运动。当“出柜”再也无需存在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被看作是一个“自然人”,毫无负担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作者丨Joey菌

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研究在读,关心点滴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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