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为便宜的“快时尚”埋单?荷兰人别出心裁给它踩下刹车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 文|宋辛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各国经济亟待复苏之际,由荷兰非营利组织众人行动(CollAction)发起的第三届“慢时尚季(Slow Fashion Season)”活动仍于6月21日如期开放招募;与此同时,全球第一家以可持续时尚创新为主题的交互式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向善时尚体验博物馆(Fashion for Good Experience Museum)亦推出线上导览服务,并为全球参观者制定个性化向善时尚行动方案。

在感佩活动发起者坚定勇敢的同时,人们难免心头一惊:非常时期公然号召人们不要买买买,是否太过“不识时务”?毕竟,自由经济最怕的就是大众不消费。君不见网络上下国门内外,县长市长总理总统纷纷亲自披挂上阵“直播带货”。

要解答这个疑问,就需要先从“慢时尚”的定义入手。自问世以来,“慢时尚”一词已风靡时尚理论界、时尚界和流行文化十数年。仅从词义指斥其自相矛盾无疑是一种偷懒和取巧,然而它有时和可持续时尚、道德时尚等概念混用,又常常与价格昂贵的小众品牌和消费降级、极简风潮同时扯上关系,以致人们不禁要问:慢时尚究竟是什么?其目的、意义何在?其内在逻辑又如何?

慢时尚是快时尚(fast fashion)的对立面

2007年,英国斜杠时尚人(学者/作家/顾问/时尚活动家)凯特·弗莱彻(Kate Fletcher)从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1986年发起于意大利并迅速席卷全球的大众运动)得到启发,在全球知名环境事务线上杂志《生态学人(The Ecologist)》上以“慢时尚”为题发表文章,号召人们从可持续性和道德角度反思当下时尚行业的各个环节,包括设计、制造、消费,乃至虽未明确提出但亦有所涉及的废弃。

尽管弗莱彻在文中写道:“‘慢’并非‘快’的对立面”,但正如慢食运动的初衷即为全面抵制和反抗快餐文化,慢时尚理念也在各个层面与快时尚的商业逻辑针锋相对。

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初,快时尚行业凭借成本和速度优势迅速崛起,取代传统高街品牌。如果说快时尚表面的核心卖点是快速上市和民主化(指无论贫富都能负担得起)——今天T台上的高级时装样式,下周普罗大众就能在商场以低廉价格买到,其背后的秘密武器则是全球化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和低人权、环境法律标准——想想那些第三世界血汗工厂和环境污染重灾区。

正如记者露西·西格尔(Lucy Siegle)在其纪录片《真实的成本(The True Cost)》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快时尚不是免费午餐。总有一些人,总有一些地区在埋单。”

此外,快时尚的快速迭代逻辑必然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进一步带来巨大的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什么你该花更多的钱,买更少的衣服?》中写道:仅以英国为例,每年完全都没被穿过的衣服多达24亿件 ,价值高达100 亿英镑,平均每户每年要丢掉26件还可以穿的衣服。而英国《时装商业评论》也指出,每 生 产1 公斤棉线需要两万升水,而这些棉线只够生产1件T 恤和1条牛仔裤。同时,包括染色、洗涤、装饰在内的各项服装制造工艺涉及8000种化学物质。

面对这样的环境危机,慢时尚从两个角度对抗快时尚。一方面尽可能地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和使用年限,降低全社会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另一方面也要以生态环保和高质量作为设计基础,也注重品牌风格和长远发展,因而与关注人权(如劳工权益)、动物权利等的道德时尚和关注环境影响(如有害物质污染、水资源保护、回收再利用等)的可持续时尚密不可分。

自上而下的第一脚刹车

近年来,良心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快时尚行业供应链内一系列丑闻的揭露和报道,使被全球化所掩盖的远方的剥削和污染曝光于公众视野,例如造成1134人死亡、震惊全球的2013年孟加拉拉纳广场制衣厂大楼倒塌惨案。

迫于压力,西方各国陆续出台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推进跨国企业供应链透明化及可追溯性。

以荷兰为例,2016年,荷兰国家政府、部分时装品牌和非政府组织签署《荷兰服装与纺织品可持续发展协议》。2018年,在上述协议框架下,荷兰政府出资启动了为期三年的长三角地区纺织印染企业可持续发展改善项目,从防污、节能和职业健康等方面为10家荷兰时尚企业在华供应商提供改善建议和技术支持。

2019年5月14日,荷兰国会上院投票通过《童工尽职调查法(Wet zorgplicht kinderarbeid / Child Labor Due Diligence Act)》,成为继美(加州)、英、法等国后又一出台反现代奴役法律的国家,并有望在处罚力度上跨出一大步,考虑到较早的美英法案更多依靠信誉约束及竞争约束。

上述自上而下的行动给已近疯魔的快时尚行业踩了第一脚刹车。而要彻底使其慢下来,则离不开每一个消费者自下而上的改变。

从觉醒到行动

即使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回顾快时尚行业迅速崛起的经过,依然很难确定究竟是快时尚行业成功教育消费者养成快速消费廉价时装的习惯,还是前者适逢其会搭了后者的便车——2000年H&M在美国开设第一家门店时,《纽约时报》就曾评论说它们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美国消费者刚学会赶一种新时髦:买便宜时装。

但向前看,假如多数消费者能够改变快买快抛便宜时装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也许就能倒逼快时尚行业慢下来。话虽如此,要挑战强大的快时尚系统绝非易事。不少慢时尚积极分子试图通过揭露时尚产业背后的故事,使普通消费者意识到购买时尚并非孤立的行为,从而反躬自身,并逐渐养成有意识的消费习惯。

诚如萨特所言,“正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更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作为和不作为)负责,更要有我们的行为影响着世界的自觉。”

拉纳广场惨案发生后,两位英国设计师凯莉·萨默斯(Carry Somers)和奥索拉·德卡斯特罗(Orsola de Castro)共同发起了非盈利性的全球运动时尚革命,其中包括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发起一系列主题标签行动,如“我的衣服是谁做的(#WhoMadeMyClothes)”“反穿衣露标签(#InsideOut)”“不买新衣的替代方案(#Haulternative)”等活动,加强公众对时尚革命的认知度与参与度。

2018年,荷兰时尚创新平台向善时尚(Fashion for Good,该词亦有“永恒时尚”之意)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了全球第一家以可持续时尚创新为主题的交互式博物馆,使参观者在近距离深入了解时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后,还能将行为改变方案带回家,指导未来的时尚消费。

该馆每六个月更新一期主题,当期(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主题为“更胜一筹:不同做法的时尚(A CUT ABOVE: Fashion done differently)”,展现6个先锋品牌在采购(如可持续面料、零废弃模式)、制作(如3D编织技术)及使用(如模块化服装、虚拟时装设计)等环节做出的创新突破。

为应对新冠疫情,博物馆目前还在每周二、四两天推出线上虚拟导赏服务,由一名在地专家引领十位身处世界各地的观众在线参观展览并互动。

如果说向善时尚博物馆是阿姆斯特丹慢时尚运动的本土社群中心,那么众人行动则似乎更希望打造一个不受地理限制的线上社群:通过招募全球参与者共同采取行动,以期涓滴成河,朝理想世界迈出可见的一步。

众人行动项目的运行逻辑类似众筹:先设立行动承诺(如前两届慢时尚季的行动承诺“三个月不买新衣”)和目标招募人数,若在预设时间内实际报名人数达标,则所有报名者需要完成自己的承诺,这一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参与度,并普及可持续消费理念。目前,众人行动所发起的项目覆盖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人权等领域。

慢时尚不是不买,而是买什么和怎么买

是的,没错,快时尚必须慢下来。但抽象的数字、远方的灾难、理性层面的认知、道德上的歉疚……似乎仍无法时刻抵挡住血拼所能带来的现时愉悦感和满足感。更何况,如文首所言,不消费将导致经济萧条,亦非人们想要见到的情况。

因此,更迫切的问题并非买或不买的二元对立,而是买什么和怎么买。相较前两届简单明了的“三个月不买新衣”,第三届慢时尚季的行动承诺演化为四条更具体的行动指导:

1. 不买快时尚品牌

2. 交换/升级再造/ DIY自己动手做衣服

3. 买二手和古着

4. 支持那些可能正因新冠疫情苦苦挣扎的本地可持续小品牌

与其将这一改变视为折衷,不如说它体现出慢时尚的一个趋势:慢时尚并不意味着消费降级或不消费,而在于培养每个人有意识的时尚消费习惯。

慢时尚和慢食都可看作更广层面的慢生活理念的一部分,体现出一种与快文化不同的文化理念和审美情趣——重质甚于重量,强调关注当下、关注自我和心灵,倡导有意识地、自觉地行动和选择,拒绝被消费主义裹挟,拒绝异化。同样,慢时尚也并非要求人们无欲无求,而在于找到一种更好的与自身欲望和虚荣心相处的方式,如培养一种更自觉的审美意识和能力,找到一种更持久的、能体现穿着者个性的风格,而非总是无意识地被风潮裹挟。

旧衣物可以在时尚设计师的手中得到重生,美与未来可以在慢时尚的理念中共生交织。希望正在读文章的你可以点开众人行动项目的链接试图参与这项正在席卷世界的风潮,或者加入阿姆斯特丹向善时尚体验博物馆的线上导览一睹为快。

 

作者 | 宋辛

宋辛从事文化及人类行为研究,自由撰稿人,关注文化、科技发展及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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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在线以荷兰为中心、欧洲为视角,与全球华语世代一起发现各种前沿及有趣的创新项目。我们想通过各种脑洞大开的故事,改变创新在大众文化中遇到的困窘与误解:创新其实是一个个小灵感的累积,离你我都不远,它是很好玩的事情,而且会越玩越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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