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首位“出柜”国会议员：跟生命的时间赛跑，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 文|刘毅强

每年的六月都是全球的 LGBTI 骄傲月，世界各个城市会举行盛大的骄傲月游行，今年受疫情影响，数百场游行和活动都被取消或推迟，骄傲月的庆祝活动转在6月27日线上举办，骄傲团体、活动家、社会团体、政客和各国领导人的演讲和展演都在24小时不间断播放，同时活动方也通过Pride Relief Fund平台为 LGBTI 群体募捐。

虽说今年的骄傲月游行没有办法在线下举行，但人们仍然能欣赏丰富优秀的节目，向往更加进步开放的生活，所有这些让人们引以为傲的自由和权益，都是通过不懈努力才争取到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权益就是同性婚姻的权利。众所皆知，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这标志着 LGBTI 群体争取自由和权益的一大重要胜利，让许多受到歧视和侵害的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事实上，笔者曾经以为，在自由和包容的气质已经深入到骨髓里的荷兰，同性恋“当然”可以结婚。但是在与荷兰律师Boris Dittrich谈话并阅读他的回忆录《一把紫色的蓝椅子》（“Een Blauwe Stoel in Paars”）以后，我发现自己真的错误地理解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Boris是荷兰第一位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国会议员，在他担任国会议员的任期内，荷兰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对于20多年前的世界而言，也是头一遭的变革，而他就是这一变革不折不扣的“背后推手”。这本书中一个名为“跟生命的时间赛跑”的章节，真实地记录了这场变革前后若干或是感人至深或是发人深省的故事。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反射的是今天的现实。Boris的回忆录让人意识到，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今天看似理所当然的变革背后，荷兰也有人曾面临和当今许多活动家一样的困难，他们的故事也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勇气和启发。

“被”出柜的议员

也许现在很多人都会认为，像荷兰这样的欧洲国家已经是“无柜可出”——因为这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发自内心地觉得，一个人喜欢同性跟喜欢异性没有什么区别，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教育理念等方方面面也确保对性取向的歧视没有立足之地。可是在“Boris的那个年代”（上世纪90年代）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Boris在竞选国会议员以前，已经做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地区法院的法官和阿姆斯特丹市议厅的议员，可谓是不折不扣的荷兰社会精英。他虽然没有跟家人和朋友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他的同僚还是会很友善地提醒他，这一身份可能会消耗（cost）他的政治资本。

Boris最终决定大方地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否定的话，那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代表其他人的民众代表”。同时因为他认为竞选议员跟自己是否是同性恋无关，所以在接受了荷兰一家同志媒体的采访后本想把这个话题就此搁置，结果另外一家采访他的主流媒体却将他的身份变成标题大肆渲染，这让他大为恼怒，好像自己是在“卖弄”这一特点一样。在Boris的抗议之下最终这位记者退让了，他提出之后以另外一篇对Boris更加平衡的采访做补偿。

Boris实际上在努力做到很多同性恋群体想要的平衡：希望被看到，但是不希望变成一个“标签”，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个人的才华跟自己的性取向无关，同性恋和性少数的身份不应该成为歧视或是优待的理由。

赢得看似不可能的战友，说服别人也是在说服自己

在1994年刚刚开始代表荷兰D66党成为议员的时候，Boris也并不知道自己希望为同性恋争取婚姻权利的主张，是否会得到其他党内同僚的支持。有点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他刚刚开始推进这个议题的时候，自己也很犹豫。Boris当然相信同性恋应该结婚，但是他似乎又能理解那些认为“婚姻应该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的结合”的声音。他甚至对自己的犹豫做过深度的心理解析，试图解释自己究竟在害怕什么，剖析自己是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

一天早上他碰巧遇到了自己的党内同僚Bert，Bert是四个孩子的父亲，看上去并不太像会成为Boris在这方面的战友。但出乎意料的是，Bert很支持Boris的议案，他表示，“同性恋当然应该可以结婚”。他也告诉Boris自己和家人对看同志的杂志很有兴趣，这让Boris很吃惊。

“我觉得你对我们异性恋有偏见，为什么我们不关心同性恋在关注什么？”Bert说。

“是的，你说的对。” 这时Boris有点支支吾吾地回答。他内心的独白是：我们自己经常很容易就戴上有色眼镜，为什么我会觉得别人对我们（同性恋群体）漠不关心呢？

有了Bert的支持以后，Boris在说服其他党内同僚的时候更加自信了，他逐渐不再怀疑自己的立场，经过几次来回，最终也说服了D66党的其他同僚，以政党的立场在议会中提出和推进支持同性婚姻的提案，使之成为荷兰历史上第一个在议会中公开提出这一政治主张的政党。

临死之前想要结婚的Joop

D66党在议会中支持同性婚姻提案的决定立即成为了全国新闻，有一天Boris收到了一封来自鹿特丹的信，一名叫做Erwin的男子在信中写道，他从报纸上读到D66政党认为应向同性恋者开放婚姻的决定。

“尊敬的Boris先生，

……

25年前，我遇到了我的（男）朋友Joop。我们很快就搬到了一起。因为环境对同性恋不利，刚开始我们还没有出柜。我们跟别人说我们是好朋友，室友，而不是一对恋人。

后来Joop和我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Joop去他的父母那里告诉了他们这件事，但这是一个痛苦且错误的决定。他们告诉他立即滚出去，“垃圾”是他们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家里只有他的妹妹仍和他保持联系，每年她都会来看望我们几次。不幸的是，她几年前死于车祸。直到她火化后他们才告诉了Joop 。这样的故事我可以告诉您更多，但我想先跟您讲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

Joop能够活着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他感染了艾滋。Joop最大的愿望是在死之前能够作为我的先生或者我的伴侣，跟我一起去餐厅，和我一起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我们把法律上的承认当作我们关系的印记，二十五年来我们一起共享着欢乐和悲伤……

简而言之，我想要求你让议会的紫色党派（议会中除了基督教政党以外的执政党的统称）尽快通过新法律。对于Joop来说，法律上的认可是不可替代的，这也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封信让Boris更加坚信自己已经说了很多次的信念——必须开放同性婚姻。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决定，无数生命将会受此影响。而且对于像Joop和Erwin这样生死相许的恋人来说，这是在“跟生命的时间赛跑”。

对抗公开诅咒同性恋的基督教政党主席

开放同性婚姻的声音在那时看似积累了势头，但荷兰国内的保守势力也并没有退让。基督教政党RPF的主席Van Dijke先生在一次公开的采访中向记者反问：“为什么偷窃不如违反圣经第七条诫令（谴责不轨性行为）那么罪恶？是的，我想问为什么做同性恋比当小偷更好？”

Boris在看到了采访以后径直走向了Van Dijke在议会的席位，他那时还想给Van Dijke一个解释的机会。

“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侮辱同性恋吗？”Boris尽量压制着自己的愤怒。

“你不应该这样看。你是同性恋，你公开主张这一点。而我只是指出了你的生活方式对社会中的年轻人产生了不良影响，并且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这是我的观点并且我坚持这样认为。但作为一个人，我不谴责你，我们的合作也不应受到影响。” Van Dijke云淡风轻地回答道。

“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将我比作骗子和小偷。我认为你的言论是具有侮辱性和危险的，你才是对社会有不良影响的那个人。”Boris说。

Boris十分生气地离开，之后他迅速地找到了其他几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希望形成一个共同声明。由于政党立场的不同，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很正常的谴责声明，在那时对Boris来说是一个艰难而又痛苦的、经过来回妥协的结果。最终他们形成了如下回应：

“尊敬的Van Dijke先生，

我们已经读过了您的采访。您在采访中将同性恋与犯罪的人（例如小偷和欺诈者）并列。您也表示自己完全支持这样的立场。

首先我们看到已经有您的党内同事表示他们不同意您的个人看法。我们国家的《宪法》第一条十分清楚地写明：在荷兰的所有人应该在平等的情况下受到平等的对待，禁止基于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种族、性别或任何其他原因的歧视。

此外荷兰《刑法》 第429c条也规定，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基于种族、宗教信仰、性别或性取向等而歧视他人的人应受到惩罚。”

事后，Van Dijke被检察官提起了刑事公诉。虽然初审法院判定他有罪并处以罚款，但上诉法院裁定他无罪，最终荷兰最高法院也支持了这一无罪判决。

Boris作为一个政客无法干涉法官的决定，但他认为正是这一先例，让之后更多基于宗教针对同性恋的仇恨言论肆无忌惮，甚至到今天荷兰仍然有零星的针对同性恋的暴力。D66党的现任主席在今年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通过一段视频平静地读出了自己在网络上遭受的言语暴力，以告诉所有荷兰人这个节日不只是为了纪念。即使同性已经可以结婚，也不代表歧视在荷兰会完全消失。

世界不再一样的那个夜晚

在Boris的第一个议员四年任期届满的时候，荷兰议会已经以大比例赞成通过决议，要求政府拿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方案，但是政府的 “消极怠工” 让这一进度停滞 。

荷兰在1998年大选以后，新的政府组阁成功的条件和承诺之一便是实现同性婚姻，最终荷兰议会在2000年9月12日通过对荷兰民法典的修正案，将荷兰民法典(Burgerlijk Wetboek) (“DCC”)中第1:30款（section）更改为：“婚姻可以由两个不同或相同性别的个体组成(Een huwelijk kan worden aangegaan door twee personen van verschillend of van gelijk geslacht)。”

那年早些时候Boris再次收到了Erwin从鹿特丹寄来的信，这次在信的末尾，他的伴侣Joop在签名之前写上了一句“我们还是很想结婚！”（那时荷兰已经通过了民事结合的法案，他们已经可以通过民事结合确定自己的关系）。

在议会投票通过法案的那天，Boris无不深情地向所有议员和荷兰公众说：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说，最近我因为收到一名来自鹿特丹的男子的信而很感动。这位先生坚持认为议会应尽快通过这一法案确保同性可以结婚。他已经和他的男朋友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他们共享着欢乐和悲伤，而现在他的男朋友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只有几个月可活的时间。他们二位最大的愿望仍是他们可以结婚。对于他们以及所有与我接触的人，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再等一下，政治决定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这个隧道的尽头了。 ”

新的法案从2001年4月1日的凌晨开始生效，从那一天开始，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同性可以结婚的国家。在那个凌晨，首都阿姆斯特丹市议厅组织了荷兰第一场同性婚礼，四对新人在全世界的镜头和摄像头前喜结连理。

Boris自然也受邀参加，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当他走出婚礼现场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了上来，他说：“我想介绍自己，我是Erwin，我给你写过几次信。”在简单的寒暄以后Boris问道，“你的男朋友Joop呢？”。这时Erwin抓住Boris的手臂说，“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他在今年1月去世了。但是我是为他而来的，我知道他绝对不会错过这一时刻的。”

Boris的回忆录很令人感动，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笔者在阅读时不停想起那句老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跟20多年前相比更加友好和包容的世界里，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又可以做点什么呢？

毕竟世界的改变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而是很多人做了一点点。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场跟生命的时间的赛跑。

作者 | 刘毅强

国际法促进中心创始人和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