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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我时刻准备着被感染COVID-19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
文|刘毅强
 
新冠肺炎已经是全球大流行,中心在欧洲。
 
欧洲“小国”荷兰,在应对新冠肺炎上的原则和策略跟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大有不同。
 
荷兰在地缘政治的划分上属于西欧、在国民心理和社会文化认同上属于北欧、“海上马车夫”又是贸易立国,所以地理位置、社会文化认同和国家历史因素这三个属性决定了当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要评判荷兰的应对方案是不是有效,它最终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还为时尚早。
 
但是生活在这里的大部分人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表现的都很从容镇静,用做中文社交媒体上的话来形容就是“佛系抗疫”。

经过几周的适应和理解,我跟他们一样也开始习惯了在新冠肺炎“巨大的阴影下”,继续正常的生活,甚至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自己可能随时被感染。

 
3月20日荷兰感染地图,图/RIVM官网
 
新冠入侵荷兰史
 
以我的个人理解,新冠肺炎进入荷兰人生活的历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就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事情,
“后期”是完全生根发芽。
 
荷兰主流新闻媒体对疫情的关注,是从武汉封城的那几天开始。
 
起初来自中国的新闻还很轻描淡写,在国际组织没有确定COVID-19正式名称前,那会儿“新冠肺炎”还被称为“武汉肺炎”,在荷兰的关注程度,也就仅仅存在于电视新闻的滚动字幕里。
 
但是当中国突然把一个与荷兰全国人口(1723万)相当的地方隔离封锁以后,这一下子就成了全球头条。
 
众所周知,荷兰航空业发达,法国航空-荷兰皇家航空集团作为欧洲最大的航空集团,与多个中国城市直通直航。
 
此前吃药降温退烧后、从武汉飞往欧洲的年轻女士,就是先飞到荷兰再去欧洲的其他地方。
 
人们不自觉的会问,荷兰会有多大可能性中招?
 
尽管荷航跟欧洲其他的航空公司一样,不久就暂停了一些直飞的航班,但是那时已经有很多中国人来到欧洲。而且即使没有直航,人们还是很容易通过转机来到荷兰。
 
荷兰的机场没有查体温之类的任何排查措施,荷兰政府更没有说需要根据护照或者居住地的进行强制性的隔离。
 
阿姆斯特丹机场作为全球第四繁忙的航运中心,在其官方网站上赫然写到:“过往的经验表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机场排查是有效的”。
 
图/pexels
 
不过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在荷兰生活多年的中国朋友,跟我吐槽荷兰政府的应对措施:荷兰政府当时评估认为暂时没有爆发的风险,如果有发热症状请先联系你的家庭医生。用现在中国的情况做类比就是政府跟你说,如果你从欧洲疫区回来,不用隔离。如果你有发热,请你先去找社区门诊。
 
很佛,佛到完全让很多人不淡定。但是查了一下,荷兰曾经有过两例输入型伊波拉(埃博拉)的病人,他们用这些措施也就这么过来了,我心里也就了然了,他们可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后来确实,来自中国的疫情威胁也就这么悄悄的过了,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欧洲的爆发。
 
对很多人来说,意大利北部的疫情就跟一个晚上突然冒出来的一样,一个星期之间就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
 
荷兰虽然跟意大利不直接接壤,但是同是欧盟创始成员国,两个国家的人员往来的密切程度基本跟中国两个不接壤的省差不多。加上那段时间很多人去意大利北部滑雪度假,人们心照不宣的共识是这个肺炎在荷兰“爆发”也就是时间问题。
 
果不其然,没多久荷兰南部的北布拉邦省就宣布停课。最近每天数字都是几十上百的增加 。况且这还只是送去检测了的,因为这里的政策是有轻微症状的鼓励在家隔离观察,自然这些人也不会被送去检测。
 
新冠每天出现在各种新闻里,周围的人见到了以后聊两句,工作和生活都有些需要调整的地方,不过习惯了也就那样了,一切照旧。
 
直到家里人不停地在微信上旁敲侧击地来问,要不要赶紧安排回国,我才明白原来国内已经把欧洲看成了重灾区,仿佛惨绝人寰到随时成为下一个发源地(如果不是已经那样了的话)。
 
想想他们单看感染者的数据,新冠在荷兰也真是够可怕的,到上个周末已经是1000多例确诊。荷兰人口只有中国的八十分之一,那这个数据放到中国就应该已经是8万多了;而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最新通报,截至3月15日24时,中国国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也已经80860例。
 
那么我(或者他们)为什么还没恐慌或者赶紧撤回中国呢?
 
如果知道了一切,那我们还会害怕吗?
 
到今天为止,荷兰政府已经开过两次跨部门的紧急会议,荷兰首相上周一非常正式地向全国致辞,这在二战以后的70多年其实只有过三次。上一次首相全国致辞还是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这么些年从08年那轮金融危机到之后的恐袭都未这样大动干戈。
 
我觉得吕特首相的讲话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新的内容,更多是凝聚人心和再次表示事态的严重性。他说新冠已在我们中间并将长时间存在,这没有容易的出路,事实是很大一部分荷兰人,包括生活在荷兰的人,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感染。所有的荷兰媒体立即用头条传递了这条有点“骇人听闻”的消息。
 
过去几周荷兰采取抗疫措施与其他任何疫情爆发国一样,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关闭部分文化娱乐场所、公共设施以及大学教育机构,后来100人以上的集会也取消了,到这周也开始要求全国的餐厅、运动俱乐部和中小学停课三周,以及建议大家能够在家工作的在家工作。
 
虽然这样,全国还是几乎看不到人戴口罩,火车电车和公交系统继续运转,人们该出门的接着出门,街上人少了很多,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有疫情的话我也不会留意到有多大的变化;新闻上说超市有被扫空的货架,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东西大都还很齐全。总体上如果跟中国人的预期相比,荷兰人的应对还是一如既往的“佛”,从政府到普通人。
 
(编者注:在很多欧洲国家,通常只有生病的人才会戴口罩,比如普通的感冒和咳嗽患者和极少数花粉过敏者。这是当地的社会共识,而且深入人心。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和出发点是:普通人戴口罩是为了在生病时保护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除医护人员外,没有太多社会经验和共识,将口罩用于自保。)
 
他们都不害怕吗?还是像微信上流传的段子一样,外国人靠“一身正气”抗疫?
 
人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对世界和事物的未知和不了解。我猜周围的荷兰人能够对来势汹汹的新冠比较佛系的首要原因,是来自于认为自己对新冠和应该有的应对有足够的认识:新冠肺炎“只是”一个新的肺炎,而且政府已经有了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听得懂的应对措施。
 
不管这样的认识是对是错,或者应对的措施是不是最终被证实是糟糕的,它已经足够让我们对事情产生一个理性的认识和判断,自然也就没那么怕了。
 
图/pexels
 
可能跟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口罩已经成了新冠肺炎时期生活的焦点之一。国内刚刚封城那会儿大家都拿不到口罩,于是大过年的我骑着自行车全海牙各大药店买口罩再想办法给人带回去。
 
所以当我在荷兰第一次听到口罩很可能没用的时候,我的三观是崩溃的。但这就是我在这里慢慢全新认识新冠的过程。
 
从第一天开始,关于这个病毒的一切介绍和数据都很容易查到,它怎么传染,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可以做什么防止它的扩散,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以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信息非常透明,政府也随时在关注假消息的传播并且回应。
 
我感觉对大部分荷兰人来说,新冠就是一个新的“超级流感”。用德国“钟南山”Christian Drosten教授的话来说,对50岁以下的人,这新冠病毒的杀伤力几乎等同于一次“感冒”。对我个人来说最释然的时刻来自于,看到“专家”用各种数据表明这个病毒的致死率应该在1%以下,而对我这样的年龄段和身体状况的人会在万分之一左右的时候(跟公共医疗系统的好坏不无关系)。
 
那个时候我想,如果我真的“不幸中招”,那就是阎王爷要我的命了,这和骑自行车被汽车撞倒一样,如果这种小概率的事情都被我遇到,那我再挣扎也没有什么用。
 
我们普通人也有了对肺炎病毒的判断,它对我们个人在正常情况下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任何一个普通人这时也会问,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不是安全,或者说我对这里的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应对是不是有信心?
 
荷兰会自己写作业,不用“抄”
(荷兰的开放式作业,通常没有标准答案)
 
虽然很多中国人嘲讽欧洲国家连抄作业都不会,但是在我看来,这里的应对一点也没有掉以轻心。只是社会治理方式和普通人对安全感的认识完全不同,能够从中国借鉴的经验就变得十分有限。
 
在中国,人们的安全感来自于看到和感受到政府做了什么,比如强制所有人都带口罩,瞬间建了一个新的医院。在荷兰,人们的安全感更多来自于个人生活不受打扰,用邓爷爷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马照跑、舞照跳”。政府的应对也根据这样的原则平衡各种以后谨慎地做出,并且随时接受被人质疑,不太可能来一个强势出击、一锤定音。
 
比如,有点搞笑的是,政府终于宣布要求关闭所有服务业以后,第一个解封的是这里大麻店,有人立即指出,如果大麻店关了地下毒品交易将会猖獗,于是周一当天大麻店就又开业了。
 
(编者注:荷兰的大麻销售此前一直都是“容忍”而非“合法”;在2017年荷兰国会通过法案,允许在特定规范条件下的大麻种植之前,大规模种植和批发都是明文禁止的违法行为;对于大麻的管理政策也是当地社会与政府长期博弈权衡、综合各方利益的体现。)
 
荷兰居民排队买大麻,图/法国24电视台新闻网、法新社
 
因为我生活在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周围的很多朋友也有直接参与荷兰的抗疫。
 
依据我的观察,很早之前,海牙当地的社群就已经理出来了大致的应对原则。如今针对中文使用者,西欧国家抗疫的政策也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尤其是对德国、英国这些大国的情况。
 
而夹在它们几个“大国”中间的荷兰有点“综合各方意见”的意思,用荷兰政府自己的话来总结就是:
 
“每个国家都有必须考虑的特定条件。疫情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也有所不同。在荷兰,我们一直在探索适当的措施:即在不使国家处于‘封锁’状态的情况下可以防止病毒传播的措施。”
 
这句看起来很大而空的话背后有它自己的逻辑。
 
政策制定基本的事实依据是:新冠传染性很强,但是死亡率不高,重症也主要集中在一定的人群里。短期之内不会有疫苗,人群中没有抗体,也没有特效药。
 
所以,应对政策的基础逻辑是:遏制它的传播速度很重要,但是要想完全阻止是不可能的。
 
这点跟中国要求实现的零增长是根本上的不同,大致的原因是要实现那样的目标会导致这里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崩溃,而持续的国家封锁、而非城市封锁,对荷兰这样的“小国”来说,无异于自杀。
 
所以应对政策应该是,尽可能降低传染速度,让增长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保证现有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能够应对,避免出现武汉在过去几个月所经历的情况。
 
不过,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完全是两回事。
 
尤其是在荷兰这样的西欧国家,你要强制限制普通人(哪怕是国家公务员)的自由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说服他们理解和接受政府的政策方针就变得十分地重要。
 
这段时间最让我深刻的是,政府和媒体会花很大的精力在不停地跟普通人沟通关于新冠的各个细节。
 
比如,除了得病的总数和死亡的人数以外,现在连我这样不太懂荷兰文也不常看电视的外国人也都知道了,这个国家所有的重症监护的床位只有1150张。因为大部分人得了新冠以后都会平稳度过,政府最近很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确保重症监护的床位能够应对那些比较不幸的重症病人。
 
图/pexels
 
既然新冠肺炎对我个人而言没有那么可怕,这里的政府也有了我觉得可行的应对方案,只不过需要实践来检验。
 
那我在担心什么呢?
 
几个星期前我也问过一个我的荷兰朋友,他是4个孩子的爸爸,其家庭经济水平相当于荷兰中产阶级。
 
他说:“我想首先是尽量不要得病,留意政府告诉我们的注意事项。由于这个病的传染性很强,如果患病,我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传染给别人,也可能会因此占用现在随时会紧张起来的医疗资源,医院现在应该留给老年人。当然,得病了我可能也很难受。除此以外,我想还是生活照旧吧,现在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出现歇斯底里的恐慌。”
 
作者|刘毅强
国际法促进中心创始人和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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