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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全球的荷兰政府数字化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 文|陈红娟

2019年底,在城市发展领域屡获殊荣的阿姆斯特丹,又获得了全球智慧城市指数排名第三的好成绩。

名为“EasyPark Smart Cities Index 2019”的报告分析了全球500个城市的24个因素,各因素单项满分10分。所有因素被归纳到七大方面:交通出行、可持续性、政府治理、创新经济、数字化、生活水准和专家的看法。

如下图显示,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智能停车、公民参与、政府数字化和区块链生态系统以及专家看法这几个方面的排名十分靠前,每个因素得分都高于9分。

在这几项评估因素中包含了一个方面——政府数字化。

什么是“政府数字化”?

政府数字化,也就是中国国内常说的“数字政府”,或“数字化政府”,目的都是希望通过数字政府的建设,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全面带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数字化和城市智慧化建设。

2016年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通过数字化转变政府》报告指出:“一个数字化政府需要具备由机构内部驱动因素支持的核心能力”。

为了便于理解,该报告列出了居民与商业面向创新需要具备的各项能力,分别为服务、处理、决策、数据共能力;以及贯彻整个政府系统实现创新的驱动因素,分别为战略、治理与组织、领导力、精英与文化、技术驱动因素。

荷兰政府在数字化发展上有多优秀?

 

独特的荷式数据化大环境,造就了阿姆斯特丹傲立全球数字化政府前三的地位。

欧洲统计局将欧盟28国平均值与荷兰一国作了比较,从各方面来看,无论是居民使用互联网与政府机构互动的比例、使用互联网获取政府机构的信息比例、还是使用互联网下载政府机构正式表格的比例,或者使用互联网发送填写的表格给相应政府机构的比例,荷兰都远超欧盟28国平均值一大截。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两个例子看出荷兰在数字化政府上做出的努力。

第一个例子是荷兰轻松高效的登记注册程序:如果你想在荷兰开设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或基金、协会类,无论你是欧盟成员国公民或其他国籍人士,只需要通过一道荷兰公证程序便可轻松办理。

荷兰工商、税务各部门会自动发送工商登记信息、自动生成的增值税税号、企业员工纳税税号等官方信件到注册机构所在地办公室。整个过程中除了公证员当面公证盖章外,剩下的程序完全实现政务电子化、数据化、数字化,大家不用东奔西跑地盖章办事。

第二例子是在获取信息方面,荷兰政府更是做到了通畅便捷:自2015年开始,所有荷兰居民都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网站MijnOverheid.nl直接访问、接收和查询来自公共部门的信息。

这是荷兰政府的电子身份(eID)计划的成果——一个标准的在线荷兰公民身份识别系统。它采用个性化的界面,纳税人通过几种不同的验证方式登录,登录进去后系统将显示居民的身份、财务、工作、健康、住房、车子以及教育分享的信息。网页浏览安全、透明、一目了然。

 

荷式政府数字化有什么独到经验?

阿姆斯特丹之所以能在“全区智慧城市”的评比中获得高分,是因为荷兰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在历史、经济方面的推动作用。

比如,如果我们追溯互联网交换中心的前世今生,早在1982年,欧洲UNIX网络(EUnet)首先在荷兰引入了互联网服务,随后荷兰科学研究组织培育了NLnet,并在1988年11月与美国建立连接。

此后,荷兰成为全欧洲互联网的关键门户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荷兰建立起阿姆斯特丹互联网交换中心(AMS-IX),连接约800个IP网络,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交换中心。

阿姆斯特丹互联网交换中心不受任何一家电信运营商的控制和制约,其中立性和独立性以及对等互联等特质,值得未来中国的互联网交换中心(IX)作为借鉴。

从经济原因出发,荷兰的信息通信技术(ICT)贡献了近5%的荷兰国内生产总值(GDP)。

2018年荷兰ICT市场确切贡献了4.5%的GDP,并在该行业提供了大约36.5万人员的就业。荷兰政府早在80-90年代就认识到更低成本的电信自由化是为消费者提供普遍接入的必要条件,因此积极批准建立了阿姆斯特丹互联网交换中心(AMS-IX)并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对等互联。

进入21世纪,荷兰政府也意识到,尽管国家的领土和人口数字相对较小,但是随着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未来其经济发展会变得更加依赖数字,除此之外,还需要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使其成为一个“能够安全做生意的地方”。

据荷兰数据中心协会统计,国际数字经济体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参与者都在荷兰建立了设备和总部。荷兰政府积极推广数字化战略,全力推动荷兰成为“最适合”做生意的国家。

 

荷兰政府数字化道路上还面临哪些挑战?

荷兰有着位居世界前三、高达92%以上的互联网普及率,这使得荷兰政府成为世界上最高效的政府之一。

最近荷兰外交部仅拨款20万欧元,就完成了国家全新标识(NL)的数字化更换,这一国家标志的更换还在中文媒体当中闹出了“荷兰改名”的乌龙,其效率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至少在下面两个方面,荷兰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大数据分析与公民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荷兰政府2014年推出的风险分析系统(SyRI)来自社会事务和就业部(SZW),并链接来自政府各部门的个人数据文件,用以检测公民是否涉嫌社会福利欺诈。荷兰八家社会团体与个人联合起诉了该风险分析系统,甚至惊动了联合国人权专家表态支持。

起诉方一致认为,这款调查社会福利欺诈的数字工具,收集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系列此前分别单独存储在不同系统内的数据,通过一个未经公开的“风险模型”进行分析。

这款工具始终只在低收入者、移民及少数族裔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内使用,以辨认出有可能涉嫌使用欺诈手段获取社会福利的个人。该方式歧视了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侵犯了弱势群体的隐私、数据保护及社会保障权。

2020年2月5日荷兰海牙法院宣判:政府必须停止使用系统风险指示(SyRI)来检测欺诈。该系统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ECHR)和GDPR隐私法规。

另一方面,针对荷兰数字化的担忧在于是否已经有足够能力抵御网络攻击,是否具有备选项或替代方案。

譬如,2019年6月25日荷兰皇家电讯公司(KPN)大半天崩溃断网,却没有替代方案造成报报警电话失灵,客户无法登陆手机电脑的网络,导致各种人、财、物的损失。荷兰社会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网络诈骗也都成为荷兰国家数字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前,荷兰政府数字化实践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远非传统思维和传统行为能够防范,而是需要资金、技术、政策立法,以及严格执法守法来综合应对。

不过,荷兰政府数字化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程度已远超一般人想象,其政府数字化经验十分值得其他国家从自身特点出发参考借鉴。

 

作者 | 陈红娟

荷兰华人,中欧高科技数据隐私法资深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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