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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格局和面貌展现着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它是古老的还是先锋的,集权的还是分散的,都能直接从城市“面相”中看出端倪来。在数码科技的新时代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那城市格局会因此发生怎样的转变?
▲ 采访人物
右:“骇客城市”项目牵头人之一,Matthijs Bouw( One Architecture 事务所主理人)
左:项目研究员,Tara Karpinsk(阿姆斯特丹大学)
在阿姆斯特丹北部的旧工业区 Buiksloterham 正在上演一场未来城市的实验,打破由单一政府决策的自上而下传统模式,运用互联网平台和骇客精神,引领市民开启自下而上的城市决策新模式。
这一片区是原本市政计划中的项目,然而金融危机让想法不得已实现。于是政府尝试划分小区块销售给个人和小团体来做开发商,他们在设计专家和院校的指导下自建房屋,可以是自用住宅也可以是商业房产。如此,由市民驱动的“骇客城市”实验便开始了。
建筑规划师的角色转变
项目初衷可追溯到牵头人在几年前的一次学术研究,关于建筑规划师的未来角色。Matthijs 拿出一张柯布西耶的手指城市模型的照片,说过去的规划决策就是政府提要求,专家做方案,拍板后城市就依照这模样建造去了。然而这样的“上帝之手”开始逐渐地行不通的。
过去的“上帝之手”有多少是单向的“上帝”意愿,又有多少考虑到了城市使用者的需求和权益?然而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开放而民主。人们可以快速便捷地传播讯息、声张权益、自组活动,这都是前所未有的。让每一个个体都更加清楚自己的需求和利害,也会对既定俗成的规矩提出质疑。
所以如今的规划设计会在制作方案前对实际的社会情况做大量调研分析,建筑规划师开始有了社会研究者的新角色。“骇客城市”的设想则更前进了一步:与其去调研市民,不如让市民直接参与进过程中,让城市决策也成为一件开放、民主、合作的自下而上行为。那么在这样的未来中,城市面貌会发生什么改变?建筑规划师的新角色又是怎样的?
政府决策 VS 市民驱动
城市作为开放系统和市井平台,让人员、资讯、商品和服务得以便捷地交易流通。至上而下的城建给予了平台的基础设施,而真正激活硬件让城市之所以为城市的是平台用户和其产生的一切活动与内容。再观互联网,也是一样的平台思维,它是虚拟的城市。
所以“骇客城市”认为未来的智能城市一定不是简单地把电子技术植入基础建设,而是把互联网思维和用户参与引入城市决策的过程中。比如众筹资金建设城市区块,社交平台分享观点知识、虚拟社区开展公共活动等。
“骇客城市”的构架由三方组成:
骇客市民,他们有能力来自发建设理想家园、制定社区的行为规范。
专业组织者,来凝聚并指引零散的个人城建行为。
最后也离不开相关机构做出政策协调和决策。
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和自下而上的市民驱动不一定是两股对撞势力,他们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不断协调中互惠互利。而建筑规划师的未来角色可能就是两者之间的枢纽,需要激励“骇客市民”的参与,提供专业指导和知识分享,建设项目框架和持续管理,协调政府和市民的双方利益。
骇客文化和精神
“骇客”或“黑客”是我们常用来形容“互联网恐怖分子”的名词,他们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对系统全面解析后打破它、并找到问题解决的快速通道。从正面思考,骇客们既有着反既定常规的精神,又是不啰嗦的实干派革命者。
打破自上而下的城市决策模式本身就是骇客精神的体现。我们有这么多的个人理想,凭什么只能居住在被规划建造好的房屋和城区内?问及现在的“骇客市民”都是些什么人,Tara 回答,有想要实现个人创作的建筑师,有坚持清洁能源的循环经济开发者,有精明的小型房地产开放商。他们寻求不一样的模式。
“骇客城市”第一次卖地时还被认为是个革命性的实验,只获得了不到40人的购买。而第二次卖地则意外的火爆,为了排队注册,购地者开着房车聚集在一起,最长的等了六周时间。等待期间他们自发组成露营社区,规划各自的露营区间,协调制定了营地纪律并共同遵守。这些自组织行为都是“骇客城市”所期望的。
未来城市新模式
作为项目研究人员,Matthijs 和 Tara 说:研究进行了一年了,我们观察、理解、分析“骇客市民”的行为,试图总结出一个通用的方法公式,为未来的城市决策提供指导。同时与更多专家协作做出了“骇客城市”的工具,比如一个桌面游戏,让“骇客市民”在设计建造之前理解这个真实游戏的规则。他们建造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房屋,也同时是城区的一部分,需要协同合作。
如今自建地上的首座房屋已经建造完工了。而“骇客城市”的实验毕竟不是一张既定蓝图,它的最终答案不得而知。
以市民为驱动的城市决策,在不同的人文语境中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行为。如今“骇客城市”的实验即将在其他国家城市展开,包括巴西圣保罗、希腊雅典、中国深圳。
它会不会成为未来城市规划的新模式呢?
更多信息可查阅官网:thehackablecity.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