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理想国: 荷兰阿姆斯特丹NDSM-werf艺术城

艺术家向来以爱好自由、抗拒体制的形象著称，让一群艺术家治理他们自己的国家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甚至主张把所有不听话、也鼓励人们不听话的艺术家通通赶出理想国，艺术家与体制是不是真的如此无法相容呢？荷兰阿姆斯特丹的NDSM-werf艺术城或许是个解答这些问题最好的实例。

NDSM-werf发起人、国际知名的文化活动策划人Eva de Klerk表示：“NDSM与其他艺术集体创作空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完全由艺术家发起、管理与维持，我们因此享有极大的自由，但同时也要担负不同的责任。”

艺术活力与都市更新
NDSM-werf的命运与阿姆斯特丹市的持续扩张改造忧戚相关。1998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推动一系列都市更新计划，拆除了许多艺术家聚集工作的老旧建筑，一千多位艺术家因此无家可归。当时在北区的废工厂里从事戏剧表演工作的Eva de Klerk，因此开始思索在北区创造艺术空间的可能性，时逢市政府公开征求位于北区的废弃造船厂NDSM-werf的暂时性运用方案，毫无企画经营经验的她提出廉价艺术家工作空间计划竟打败各单位、建商，赢得开发案。然而这计划并无明确的补助预算，前三年Eva de Klerk以社会救济金维持生活，却为NDSM-werf找到一千五百万欧元的资金，修补了近2万平方公尺的厂房屋顶，提供250位艺术家创作的空间。

废弃造船厂的艺术新生
乍看之下，NDSM-werf仍维持着老旧厂房的空间感，内部架起三层钢骨结构，容纳一个个集装箱大小的木造房间，这些房间可以被移除、取代，容许新的艺术家、小型文化产业公司进驻，仿若一个小型的艺术城市。一些固定花费由艺术家付的租金支付，此外也必须定期偿还市政府代垫的千万欧元维修费用。即便如此，NDSM-werf的收支已达平衡，甚至有营利。Eva de Klerk说：“我们曾经跟市政府提案，希望他们让我们用1欧元买下整个厂房，自行找资金维修，但市政府不肯放弃这块土地的产权，只肯把地‘借＇给我们使用。我们没有产权，一旦找到适合的建筑商，市政府就可以把我们扫地出门。”

目前NDSM有一个基金会负责行政文书的工作，但已形同虚设；大部分的决议由类似公投的方式决定，但实际参与的艺术家其实只占少数。Eva de Klerk无奈地说：“只有每个人都积极地参与决策，愿意担负责任，NDSM才会有真正的未来。只是大部分的进驻艺术家都被动地等待基金会为他们处理这些‘杂事＇。”

争议
在NDSM开设实验剧场PICKUP的Marc Koolen对产权的议题没有那么关注，但他认为必须加强基金会的功能，“我们都是一些艺术家，宁可多花点时间在创作上。”他说。但他也认为，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每个人思考他们在群体中的意义与功能为何，比如说有些专长于电机的艺术家发展出廉价、环保的电力能源系统，不仅运用在NDSM厂房中节省电源，现在更成立了能源公司。Marc Koolen自己则感于艺术家们每天埋头在自己工作室中创作缺乏互动，便发起了NDSM报刊，增进艺术城中的住户们对彼此的了解。

Marc Koolen表示，商业性厂商入驻（如MTV电台、HEMA百货公司）、大型建商虎视眈眈准备到附近发展高级住宅区是威胁NDSM未来最大的隐忧。由于缺乏一个可以领导各派势力的领导者，进驻艺术家分裂成分离派与融入派两种声音。前者主张艺术家应该抵抗外来势力、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后者则认为应该努力寻求与厂商合作的机会。飘渺不定的未来，让艺术家很难发展出真正的归属感，问到可否想像五年后NDSM、他的小剧场会是怎样的一个情景，Marc Koolen想了想说：“完全无法想像，谁知道到底会怎样呢？”

目前正忙着在世界各地推动“暂时性实验空间”概念的Eva de Klerk对此倒是相当豁达，她说：“市政府到头来还是会把NDSM交给建筑商，这只是迟早的问题。我更在意的是在这暂时性的转换时间里，我们可以如何利用它来唤起新的价值、如何鼓励人们站起来主导自己的空间。NDSM成立十年以来，丰富了贫穷的阿姆斯特丹北区的艺术生活，让人们注意到原来北区也有自己的文化能量，我想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