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强：防艾专家何以成为歧视同志的新闻源？
2015-03-18 阿强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近日，一则《宁波在校学生现30多艾滋病例》的报道引发网友关注。报道引用宁波市疾控中心（以下简称CDC）性病艾滋病防治所负责人张琰的话说，“处于性活跃期的大学生很多，比较容易受到社会上无固定性伴侣、同性性行为等不良风气影响，如果没有严格约束自己的性行为、性行为中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就有可能被艾滋病病毒光顾。”张琰还说“发布宁波本地的数据，是想呼吁学生们洁身自好，树立健康的性心理。”（钱江晚报）
防艾的专家将同性性行为称为“不良风气”，这不是第一次了。去年艾滋病日，河北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艾滋病防治所刘淑君所长发表同性恋“时髦论”，还建议用“禁欲”和“让孩子有羞耻感”防艾。不久前，中国疾控中心性艾中心主任吴尊友在参加青艾工程的一个活动时说要让同性恋降低一点。“男男同性恋在大学生当中除了基因以外，也有一些文化和环境的因素。我们如何在学校这个阵地倡导主流的性价值观？基因的问题我们改变不了，如果是文化因素呢？我们改变一些，让那些男男同性恋降低一点。这是我们教育界面临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拿出办法。”（中国青年报）
防艾专家为何频频发表“恐同”言论？艾滋病问题是否会为前进中的同志平权带来危机？男同社群10几年来的防艾参与，为何难改变疾控部门（CDC）某些官员对社群的偏见？
2004年，笔者在深圳参加一个防艾会议，一位老一辈同志活动家说，大量的艾滋病经费进入中国，将会成为同志权益的一个“入口”，我将信将疑。11年过去了，多家防艾基金来了又还，同志权益却并未在艾滋病议题上嫁接出灿烂的花朵。
国际防艾经费初来中国时，曾出现过北方某城市，一夜之间成立了5个同志小组，在理念和使命缺乏，仅盯着“经费”而来时，注定难有权利的视角。有些城市的防艾小组之间，甚至出现为了抢人头检测而大打出手。曾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同志机构几乎超过9成是男同防艾小组。而在西南某城市，一些同志说他们害怕看到防艾小组的人，“来了我们就躲起来，只管抽血凑数，并不真关心你的健康。”这两年，随着盖茨基金和全球基金退出中国，防艾机构倒下一片。浮躁，因钱而聚的部分防艾小组，能力欠缺，连社群的服务对象都难以取信，更别指望去改变CDC人员的态度。
当国际经费退出后，政府接管了防艾的工作，以前还敢于跟国际基金会“直接拍桌子的”艾滋活动家越来越少了，倡导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工作，一些地方CDC要求防艾小组不要碰这一块，“你们只要做好服务就行了。”当资金来源趋于单一，“听话”成为务实的生存态度，CDC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很多地方防艾小组的上级单位。“钱掌握在CDC手上，谁听话给谁。”一位艾滋病活动家说。当权利关系并不对等时，社群的话语权减弱，影响效果也大打折扣。
CDC的工作人员日常接触到的案例，更多是前往检测的男同志，或者已经感染的一些同志，让工作人员对同志的印象变得刻板化，容易忽视了社群的多样性，给同志扣上“性乱”的帽子。有些感染者，刚知道自己阳性时，常伴有情绪上的巨大落差，后悔自己的行为，甚至表述出“要离开同志圈”，埋怨“自己是被别人带坏的。”绝大多数CDC的工作人员并非同志，他们把这种“被别人带坏了”的言论，当成同志的成因加以传播，成为误导公众的来源。
另外，去年以来，当局开始强调传统道德之风，作为体制内的CDC官员，习惯往上看，有些人自然要紧跟“形势”，男同性恋艾滋感染率高，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背后的一系列原因被剥离不讨论，却要“改变同性恋的不良风气”，“通过教育，让同性恋降低一点”，“让孩子有耻辱感”。用道德捆绑，试图通过对行为的讨伐进行“恐吓式防艾”。
在笔者看来，这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男同HIV感染率偏高的问题在当下的大的背景下，如果被与道德勾连，可能会给同性恋权益带来难以预估的伤害。实际上，道德污名正是男同HIV感染率高的社会因素之一。
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防艾经验皆证明，道德指责并不能有效防艾，倡导安全的性行为，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是行之有效的防艾方法。而针对男同性恋社群的防艾工作，特别需要留意社会压力和歧视对男同间性行为的影响，而非继续制造歧视。
艾滋病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同志社群与CDC本应一道携手抗艾，有效的阻止病毒在社群中的传播，而部分防艾专家的言论，可能会撕裂社群对CDC的信任，让这些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变得脆弱，甚至崩塌。部分防艾专家把同性恋和同性性行为道德污名化的的言论，不但不利于防艾，也与他们的职业身份不符，他们本应成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却因自身对同志社群的不了解和个人偏见，向公众传播着错误信息，加剧、甚至恶化了同志的生存环境。
（图文无关。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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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笔者在深圳参加一个防艾会议，一位老一辈同志活动家说，大量的艾滋病经费进入中国，将会成为同志权益的一个“入口”，我将信将疑。11年过去了，多家防艾基金来了又还，同志权益却并未在艾滋病议题上嫁接出灿烂的花朵。
国际防艾经费初来中国时，曾出现过北方某城市，一夜之间成立了5个同志小组，在理念和使命缺乏，仅盯着“经费”而来时，注定难有权利的视角。有些城市的防艾小组之间，甚至出现为了抢人头检测而大打出手。曾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同志机构几乎超过9成是男同防艾小组。而在西南某城市，一些同志说他们害怕看到防艾小组的人，“来了我们就躲起来，只管抽血凑数，并不真关心你的健康。”这两年，随着盖茨基金和全球基金退出中国，防艾机构倒下一片。浮躁，因钱而聚的部分防艾小组，能力欠缺，连社群的服务对象都难以取信，更别指望去改变CDC人员的态度。
当国际经费退出后，政府接管了防艾的工作，以前还敢于跟国际基金会“直接拍桌子的”艾滋活动家越来越少了，倡导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工作，一些地方CDC要求防艾小组不要碰这一块，“你们只要做好服务就行了。”当资金来源趋于单一，“听话”成为务实的生存态度，CDC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很多地方防艾小组的上级单位。“钱掌握在CDC手上，谁听话给谁。”一位艾滋病活动家说。当权利关系并不对等时，社群的话语权减弱，影响效果也大打折扣。
CDC的工作人员日常接触到的案例，更多是前往检测的男同志，或者已经感染的一些同志，让工作人员对同志的印象变得刻板化，容易忽视了社群的多样性，给同志扣上“性乱”的帽子。有些感染者，刚知道自己阳性时，常伴有情绪上的巨大落差，后悔自己的行为，甚至表述出“要离开同志圈”，埋怨“自己是被别人带坏的。”绝大多数CDC的工作人员并非同志，他们把这种“被别人带坏了”的言论，当成同志的成因加以传播，成为误导公众的来源。
另外，去年以来，当局开始强调传统道德之风，作为体制内的CDC官员，习惯往上看，有些人自然要紧跟“形势”，男同性恋艾滋感染率高，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背后的一系列原因被剥离不讨论，却要“改变同性恋的不良风气”，“通过教育，让同性恋降低一点”，“让孩子有耻辱感”。用道德捆绑，试图通过对行为的讨伐进行“恐吓式防艾”。
在笔者看来，这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男同HIV感染率偏高的问题在当下的大的背景下，如果被与道德勾连，可能会给同性恋权益带来难以预估的伤害。实际上，道德污名正是男同HIV感染率高的社会因素之一。
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防艾经验皆证明，道德指责并不能有效防艾，倡导安全的性行为，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是行之有效的防艾方法。而针对男同性恋社群的防艾工作，特别需要留意社会压力和歧视对男同间性行为的影响，而非继续制造歧视。
艾滋病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同志社群与CDC本应一道携手抗艾，有效的阻止病毒在社群中的传播，而部分防艾专家的言论，可能会撕裂社群对CDC的信任，让这些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变得脆弱，甚至崩塌。部分防艾专家把同性恋和同性性行为道德污名化的的言论，不但不利于防艾，也与他们的职业身份不符，他们本应成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却因自身对同志社群的不了解和个人偏见，向公众传播着错误信息，加剧、甚至恶化了同志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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