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14：“治理”中的性与性别

文/千千和风

2014年中国十大性与性别事件出炉 东莞扫黄等入选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2014年是中国着力加强“社会治理”的一年，涌现了更多的互联网参与、民间舆论发声，更多来自民间的声音被听取、吸纳，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但民意是否代表正义，民意又代表谁的正义？多元性别和性人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境遇如何？

“择其善者而从之”是让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策略。比如，女权组织多次通过联署及行为艺术等方式，拼得政府在诸如高校入学性别平等、反家暴等政策上的调整；同志组织左冲右突，采取舆论关注和诉诸法律的方式开展反歧视社会运动。同时，在“扫黄”、反腐等一系列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行动中，“民意”亦是被力主的依据，虽然这种依据总是通过扩张一部分、淹没另一部分来彰显正义。政治正确的“民意”强调，要警惕公权力对公民私生活的干涉，但“不男不女”的边缘性工作者却依然不能得到同情，收容教育制度被诟病的同时，打着保护女性的旗号，号召“罚嫖不罚娼”呼声也十分高涨。

今年，久未使用的“通奸”一词经常见诸报端，“通奸”与“反腐”高度联结，开始撕裂人们对婚外性的渐渐宽容。“通奸”这一罪名并不在中国大陆刑法罪名之列，但它的两个拳头，一个是反腐的道德利器，另一个，却是砸向“第三者”暴力和私刑，不由让我们感到，所谓正义的“风化治理”，在“通奸反腐”的语境下，是道德先行，还是法治先行？

但“民意”看起来也不仅仅只有“道德保守”。以厦大吴春明案为契机，民间女权组织号召几百位高校（女）老师联署呼吁教育部建立“反性骚机制”，要求警惕并治理师生权力关系下的“性骚扰”现象，内容倾向于激进美国女权主义法学家的观点。不过，这一呼吁也遭到了同样来自民间的另一些学者和老师的反对，他们认为，机制内容忽视了师生关系的复杂性，更忽视了学生的权利和主体意识。他们担心过分夸大反性侵话语会导致更多污告、误伤等事件；他们更担心，在现有教育和文化环境，仅仅强调性侵的危害而不谈性多元的权利，可能造成“性恐吓”，其结果是使青少年受到更深伤害。

事实上，由于吴春明案件通过女权组织不屈不挠的干预和支持，“校园性骚扰”在今年已属“热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师生之间的亲密行为，尽管他们更多人其实对女权主义强调的那套“权力”话语并不了解。不久，教育部“红七条”呼应了这股“反性骚扰”呼声，“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成为禁止性规定。然而机制尚未形成，几期“误伤”事件已然产生——也不能算误伤吧，毕竟“红七条”在强调反性骚扰的同时，更附诸“不正当关系”的重要条款，这样一来，只要是老师和学生，只要他们的关系不符合婚姻制度框架，仅“不正当”就够喝一壶的了。果然，四川美院师生在公共场所的亲昵行为在没有“受害人”声音的情况下被摄像头网络曝光，当事老师受到处罚；余万里事件更引发人们对女生是否“弱势”的思考，“不正当的性”的污名效应初现，对师生性关系的处理因此变得高效，但也简单、草率。

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是为今年文化领域的重要风向标。民间反性、提倡“女德”等一系列极端道德保守主义借此返潮，打的旗号几乎都是“家庭和谐”，“反对色情”，倡导女性“贞操”及“妇德”。这些“吃人的礼教”为什么在今天还会受到热捧？这里恐怕更多投射了现代女性在身为职业女性和传统母职的角色夹缝中焦躁窘迫的生存现状。另一方面来说，“反对色情”本是一种言论自由，“疑似性侵”也确实值得警惕，但问题恰恰出在不容置疑、“有罪推定”，这让由此形成的暴力合理化、合法化。

当倡导“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一种大国政治策略，西方道德进步主义的保守面迎合了中国后发“现代化”的治理需求，“群众”对“清明”政治的呼声被收编利用，但更多同性恋、艾滋感染者、性多元者，几乎所有的边缘性主体很容易在这场“风化治理”中被消音、打压，权利的声张，依然是平等的核心。所幸，在这个多元变革时代，我们仍然看到感人的坚持，比如同性恋者状告扭转治疗诊所和推广治疗的百度案获胜，比如，李银河公开生活方式，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所谓“正能量”，那就是来自种种“异类”的坚持，这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社会仍然存在走向公正、法治、民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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