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刚：同性恋，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荷兰在线特约专稿）早在1994年，我开始了《同性恋在中国》的采访与写作，这完全因为：自身的叛逆性格注定了我总是对反传统的人和事抱以好感和热情。

当时，同性恋者处于极度隐秘状态，只有极个别人关注同性恋问题。我所能看到的全部涉及同性恋的文字，都斥之为变态。我在那样的背景下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长篇纪实，呼吁平等与博爱，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和历史的局限，这是我引以为憾的。 

即使是这样一本远不成熟的著作，我也为之付出了许多代价。我不后悔，而是感到骄傲，因为这是任何先行者的必然命运。我愿意成为一个靶子，有人射击，有人争论说不该射击，有人便对射击乏味，于是，今后的人便不会再成为靶子。

此后几年，现实生活与西方学术著作完善着我的人格体系。什么时候，我们离事物的真实全貌远了，离人类先进思想的成果远了，即使再有热情，我们也会犯错误。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与自然科学，还有社会科学、人的科学。

今天的我认为，同性恋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情！无论精神结合还是肉体结合，都是能够实现的，因此也是合理的。今天，我们该还性爱唯乐的本来面目了。同性恋符合最自然、本真的人性。作为一个生物体，我们本应该是双性恋的，“文明”将我们普遍塑造成了异性恋。文明是一把双刃刀，造福于我们，也伤害我们。文化指使下的所谓道德与伦理观念，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

恩格斯告诉我们，人来缘于动物这一事实，注定人类无法摆脱生物的共同属性；

动物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亲近大猩猩，同性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的发生率一 样，都是百分之百；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切从生物角度成为可能的事情，都是合理的。能够做成， 便有做的理由与权利；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社会的道德与伦理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同性恋在古希腊是倍受推崇的“贵族行为”；

西蒙·波伏娃说，女人生来都是同性恋者；

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具有成为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的双重潜质，只不过受文化塑造，才使我们成为其中一种。因此，绝对的同性恋与绝对的异性恋都是有违生物属性的。最自然、最本真的状态也许应该是：双性恋，更确切地说，是可以兼容同性和异性的性行为。

作为动物界一种（即使是所谓“高级动物”），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一切生物生存的最高宗旨了，一个人本的社会将公认，这个宗旨是：获得充分的快乐与享受，只是，自己享受的时候不能害了别人。

主流文化反对人的生物属性，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人类是文明进步的产物， 远高于动物。”其实，文明（或曰文化）是一把双刃刀，造福于我们的同时，也伤害了我们。弗洛伊德晚年致力于文明及其缺憾的研究，反复强调，人类获得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一个生物体的自由、自然特性，而这种丧失正在使我们变成地球上的怪物，精神与物质生活越来越远离生物生存的最高宗旨：唯乐原则。

同性恋与异性恋一样，对一个人发生感情，渴望精神与肉体的结合。它同样是性爱的一种，非病、非罪。除了性爱对象指向同性这一点外，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没有任何区别。这唯一的差别，就该构成对同性恋的责难吗？

如果我们说性爱是感情上的事情，那么，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爱情的对象与对方的气质、修养、能力相关，而与性别无涉；如果我们说性爱是肉体的事情，其本质属性是为了获得性欲满足，那么，任何获得这种高潮的方式都应该是受到承认的，无论何种性交体势，也无论性伴是同性还是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放弃关于同性恋的任何争论，而选择一个较易获得一致认可的观点：只要不伤及他人的利益，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绝对自由，而无需理睬文化指使下的所谓道德与伦理观念的评判，因为所谓道德与伦理亦处于变更中，是人为而非自然的，是“定理”而非“公理”、真理。如果我们能够认同于这一点，便不需要再谈同性恋问题了，如果我们不能认同于这一点，同样也没有谈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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