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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麦当劳原料供应商福喜集团爆出的变质肉丑闻,又一次将国内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带回大众视野。从奶粉到火锅,从瘦肉精到苏丹红——尽管媒体近年来对此类新闻挖掘不遗余力,但为什么食品安全信息的透明度似乎并没有显著提高?
目前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方面。食品安全信息究竟是如何通过媒体传达到普罗大众,而民众又是如何应对此类信息的呢?学界对此尚知之甚少。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杨国斌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食品安全相关的微博热议以及2012年张裕葡萄酒农药事件的媒体报道与网络讨论。
杨国斌的文章中运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Hegemony)概念(笔者注,此处的“霸权”与国际新闻语境中的“霸权主义”有所区别,这里指的是统治阶级通过智识与道德的领导,而取得民众认可从而统治领导权的方式。)他指出,如今食品安全信息面临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通过限制消息、重构报道方式和压制异见,政府与企业仍在食品安全信息上占据霸权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信息霸权的反抗的力量则有两种:极端的抗议(radical protest)和零散的异议(diffused contention)。
不论是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之初,还是张裕葡萄酒的农药残留争议,政府和企业都(试图)主导着新闻的报道。这种主导并不仅限于信息筛选与限制,报道方式的重构亦不容忽视。譬如戴静在对《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奶粉事件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同期的159篇人民日报报道中,48.24%涉及政府举措;而31篇纽约时报报道中,这一比例仅为19%。在张裕遭遇农药残留事件时,其集团公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网亦迅速跟进报道,并迅速引述相关机构证明产品安全可靠。
与信息霸权紧密联系的知识霸权亦在相关食品安全报道中有所体现,食品科学专家在几个案例之中的角色整齐划一:他们往往以企业利益和政府利益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在报道之中。以张裕事件为例,“食品科学专家”这一角色仅在企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报道中出现。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受害者线下活动的支持者皆为律师与媒体,与食品科学并无专业相关。
与信息霸权针锋相对的趋势是网络上对信息霸权的反抗,包括极端抗争和零散的异议。论文指出,前者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击;后者则更为广泛,散落于互联网各处,以公共情绪(public sentiments)的方式生长。这些散落的异见,成为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的重要来源,却并不被组织化或具体行动化。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掌握霸权的群体能够通过容纳和吸收此类异议,从而消弭尖锐的直接抗争。
何以对食品安全隐患的曝光连年攀升,但网络上的不信任却并不因媒体监督而有所下降?研究将这一关键矛盾归因于信息霸权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尽管隐患被曝光,但是曝光什么、曝光多少、如何曝光,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掌握着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优势群体(诸如政府和企业)。作者认为,目前尚缺乏食品安全相关的独立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它们也许可以从侧面解决霸权-反霸权这一冲突。不过,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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