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对65岁退休说“不”？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保尔森研究中心上个月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政策备忘录。该备忘录的主笔罗伯特·普森，系哈佛商学院讲师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普森在备忘录中表示，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面临诸多紧迫挑战。从长期来看，目前的制度安排是不可持续的。具体可以表现在人口结构恶化、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保险管理过于分散、养老保险债务激增和养老金投资选择有限等。

该备忘录发布的时间非常应景，因为近年来有大量迹象显示，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有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意向。荷兰在线记者发现，就在7月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答记者问时曾表示，人社部正在关注专家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慎重决策。养老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呼之欲出。

与养老改革箭在弦上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延迟退休在学术界和民间层面尚未达成共识。据中国媒体报道，来自社科院、人大、清华、武大等多个专家团队已制定了多套改革备选方案。其中，最先曝光的社科院方案提出最优退休年龄为64.14岁，8月12日曝光的清华方案则提出应从2015年开始实施有步骤的延迟退休计划，并在2030年前完成男女65岁退休的目标。无论是社科院还是清华大学，延迟退休的年龄线都不约而同地定在约65岁。但这些方案还是招致了不少专家的批评，有人更直截了当地将“退休最优年龄”称为伪科学，在中国语境下不具可操作性。

相比于学术界，来自民间的反对声更加尖锐。今年3月，广州一家从事民意调查的非营利性机构“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抽样3000位城镇居民后发布报告称，超过半数的受访民众反对延迟退休，支持者却仅为26%。反对延迟退休的最大原因是希望“提早享受生活”、“工作辛苦”和“为年轻人让路”。支持延迟退休者的理由主要包括“健康状况允许”和“退休生活无聊”等。

那么，在学术界和民间尚未对延迟退休达成共识以前，政府主管机关应当如何进退自然格外受国内外关注。中国人会对65岁退休说yes么？延迟退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是谁？他们的理由何在？

美国专家：中国退休年龄低于国际标准
欲缓解养老财政压力，增加劳动力人口显然是第一选择。普森就此在备忘录中指出，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而当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只有45岁。但是，目前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升至73.5岁，如此低的退休年龄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合时宜的。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是男性64岁，女性63岁。相较之下，中国人的退休年龄比国际标准还低。

普森建议，中国政府应考虑逐步将女性的退休年轻推迟至60岁，女性是中国劳动力队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应该将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平等化。在此基础上，普森建议中国可以考虑逐步将延迟退休与预期寿命的延长挂钩。每延长一年，退休年龄就延长两个月。延迟退休既可以改善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财务状况，也可以通过提高中国城市相对较低的劳动参与率，为经济增长做贡献。

尽管普森站在了延迟退休的支持者一方，但他也在备忘录中承认，改进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需要的是多项改革的齐头并进，延迟退休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其他可行的措施包括：修改计划生育政策以增加劳动人口，比如只要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集中管理养老保险，回收地方政府的养老保险管理权，统一各类养老保险计划；养老保险体系转型，保证养老金个人账户不被大量挪用，养老金除养老保险缴费外应有其他资金来源；建立更好的长期投资工具，增加养老保险资金的投资回报率，并普及企业年金制度。

蔡继明：男女不同龄退休遏制女性发展
曾因主张废除黄金周而引发争议的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也是延迟退休的力倡者之一。早在2009年他就曾在两会上提出了延迟退休的提案，他主张到2031年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

蔡继明认为，退休年龄几十年不变带来诸多问题。中国城镇退休人口赡养率快速增长，社会无法承受；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导致人力资本浪费，延迟退休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城镇居民退休后再就业率高达33%，使退休金演变成一种工作以外的额外福利。除此之外，妇女界要求男女同龄退休的呼声越来越高，男女同龄退休体现了国家对男女平等的参与权和发展权的尊重，而现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女性的发展空间。

针对有人担心延迟退休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使年轻人无法找到工作，蔡继明回应称，就业量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居民的消费需求又决定了劳动市场的需求，过早退休会导致收入下降，消费趋于保守，间接为劳动市场带来消极影响；退休年龄过早，社会养老资金压力变大，国家就不得不提高工资税率，这意味着企业运营成本增加，出口萎缩，导致国内失业率上升；另外，根据91个国家和地区退休年龄和失业率比对数据，没有证据说明延迟退休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刘忠良：中国人难逃悲催的养老命运
与普森和蔡继明唱反调的专家学者也不在少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延迟退休只能缓解一部分养老金支付压力，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相比于年轻人，退休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导致货币购买力随着生产率下降，全社会所能支付生产性收益下降，并且以牺牲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为代价。因此，关键要从生态平衡、人口结构上进行扭转，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解决国家创造财富的问题。

社科院研究员李林对此持相同观点，他指出不能把解决养老问题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延迟退休上，中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等问题上，只有把就业以及国家财富的蛋糕做大了，相关部门再通过合理分配蛋糕，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

时评作者舒圣祥直斥“64.14岁为退休最优年龄”为伪科学，养老金缺口并非是退休年龄太早造成的，弥补缺口可以从改变新人为旧人发放养老金模式、废除公务员不交养老金特权和加强养老金投资管理“让钱生钱”等三条路径。这些可以弥补养老金缺口的办法都不去做，一门心思只想延迟退休年龄，当然会遭到公众反对。不能凡涉及公众利益的改革总是“雷厉风行”，涉及既得利益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却总是“时机不成熟”。在尝试了一切可能的改革方法后，如果养老金缺口依然巨大，再来谈延迟退休问题不迟。

作家刘忠良则悲呼中国人都难逃十分悲催的养老命运，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无论养老改革怎么改，无论是什么养老方式，中国人都难逃悲催的养老命运，因为目前中国持续十几年的超低生育率决定未来中国必然是超级老龄化。无论是社会养老，还是养老保险，或者是储蓄养老、以房养老等，实质都是工作人口养活不工作的人口。但是，大量未来的劳动者——现在的孩子，已经被计划生育计划掉了，让谁给你养老？长期解决中国未来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中国的生育率，也即鼓励多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