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外国人以为，从流产、自杀到安乐死，在荷兰，生与死似乎都是个人自己的选择。但事实上，安乐死并不能随便进行。荷兰的医生往往在这方面仍持保留态度。
比如，有这么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非常健康，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并且不需要护理和帮助。尽管如此，她仍向她的家庭医生提出安乐死的要求，表示自己已经“活够了”。医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在她身上没有任何难以忍受的痛苦。
三分之一
2001年起实施的荷兰自愿安乐死法案中包含了大量的规则和条件。安乐死只有在病人自己明确要求下才被允许。因此，一位患严重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如果其子女提出终止母亲的生命，这个要求将会被拒绝。此外，还必须有难以忍受的痛苦。换句话说，病人必须在肉体上承受巨大的痛苦，以至于死亡可以作为一种解脱。荷兰的许多晚期癌症患者都选择安乐死。
当然，精神上的痛苦也被包括在内 – 即那些无法被治愈的精神病人，或那些患了老年痴呆症而担心逐渐演变成心智减退的人们。这些人可以提出书面声明。去年共有25名老年痴呆症患者获得了安乐死注射。
2010年有大约8500人要求安乐死。其中的三分之一被批准。三分之一被拒绝。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在决定做出前就已死亡。
问题
Gert van Dijk是一位伦理学家，他负责检查安乐死案例中规则是否得以遵守。他表示，安乐死的请求对于许多医生来说都是件头疼事。医生们宁愿尽可能地避免。
“如果是一位生命在极大痛苦中慢慢耗尽的晚期癌症病人，医生们面对的问题则并不大。他们可以理解病人不希望在巨大痛苦中死去。但也有的人由于患了老年痴呆症或某种精神疾病而不想再活下去。对于这种情况，医生们则相当为难，因为这些人往往还能活好多年。”
欣慰
Petra de Jong是支持自愿死亡选择的组织NVVE的总干事。身为一名肺病专家的她帮助不少人执行了安乐死。有的案例甚至发生在实施安乐死仍属于一种刑事犯罪的时期。她好几次接受警方问话，却从未被指控过。与此同时，她自己也从未有过任何负罪感。
“作为一名医生，你必须把你自己摆在病人的位置上，或多或少地感受病人的感觉，以及他到底怕什么。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比如，我曾有过病人害怕自己会窒息而死。作为一名肺病专家，我了解那些症状。你希望人们能够有尊严的死去。这对于病人和医生都是一种欣慰。”
可怕
De Jong医生对荷兰的安乐死法案非常满意，因为该法案促进了这个话题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不过，她也抱怨说，在许多医生眼里，难以忍受的痛苦总是意味着肉体上的痛苦。那些有严重抑郁症或痴呆症的人往往却被排除在外。
“对于癌症，人们一般都知道将会有个终结，知道在干预期间有哪些治疗措施。而精神上的痛苦却没有治疗方法，有时甚至可以持续40年之久。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伦理学家Gert van Dijk说，医生也有其他的选择。医生不能因为向病人提供有关如何停止进食和饮水而遭到起诉。不过，医生却又必须支持病人直到最后。
荷兰每年有三千人死于自愿的不可不喝，预计这个数目还将增加。医师专业协会KNMG目前正在为医生起草有关这方面的职业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