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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洁癖:“性福”的负能量

潘绥铭:性洁癖-“性福”的负能量

性洁癖”说的是如下三种情况,全都发生在21世纪中国18岁到61岁的总人口之中。

 

1.有哪些具体表现?

  • 有些人在过性生活的时候,觉得对方的生殖器、分泌物、精液、经血等等,是脏的。无论针对哪一种,您是不是觉得脏?”
    负能量1:觉得对方的性器官/分泌物脏

     
  • “有些人觉得,过性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脏。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负能量2: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

     
  • “在性生活里,您是不是有过耻辱的感觉?”
    负能量3:有耻辱感

     

2.发展趋势

到2015年的时候,这三种“性洁癖”都基本达到了甚至超过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男人觉得女人的性器官/分泌物脏的人,竟然超过一半,达到55.4%;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的男人,居然也达到46%。

尤其是,从2000年以来的短短15年里,这三种“性洁癖”没有一个在减少,全都在增加,而且是一直很明显地增加。所以应该说,事态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一定很多,我只想提示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性洁癖”并不是单纯的“卫生、干净、清洁”的问题,更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尤其是“脏”这个字,在中国一直既可以说是“不干净”,也可以说是“不道德”;特别是说到“性”的时候,更多地是说道德上的“肮脏、可恶”。因此,“性洁癖”的一直增加,很可能是这些人对于最近30年来的“性革命”和“性化”的一种曲折的、不自觉的反动。


3.男人的“性洁癖”更多

其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女人更爱干净,因此在性生活中,应该是女人更多地觉得男人的阴茎或精液很脏才对。可是在上面的第一个图表中却可以一眼就看到:无论在哪一年,恰恰是男人的“性洁癖”比女人还多,多出大约10个百分点。

其二,第二个图表就更加奇怪啦。人们常常说“男人都是色狼”;在性生活中都是“贪得无厌”;可是为什么“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的,反而是男人更多,而且无论哪一年都比女人多出不少呢?

其四,第三个图表似乎更加不可思议啦。男人对于性生活不是“如饥似渴”吗?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男人,一旦获得性生活,却感到耻辱呢?尤其是,在前三次调查中,这样的男人还比女人要少,但是到2015年,居然与女人觉得耻辱的一样多啦。

上述所有情况,都是因为什么呢?最靠谱的解释恐怕是:直到2015年科学昌明的当今中国,仍然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男人,对于女人的性器官、经血、性生活和性关系,保持着某些不正确的看法,造成了对“女性之性”乃至“女性之人”的厌恶。这无疑是由于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念,直到现在依然阴魂不散。

 

4.“性洁癖”可能带来些什么?

以上询问的三种情况,都是最可能降低性生活质量的负面感觉,在国际学术界中通用。用中国的时髦语言来说,就是“负能量”。

这三种负能量都极大地损害了性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投入性生活的积极性(“性趣”)、双方性爱抚(前嬉)的充分程度、性生活频率、性高潮频率、性的美妙体验、性生活满意度、性技巧丰富程度等等。

尤其是,在可能造成“性的不良状态”的所有因素中,这种“性的洁癖”所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甚至超过所有的“性烦恼”(性功能障碍)的作用。

美国性学家在上个世纪中期就说过:“性不仅在两腿之间,更在两耳之间”,也就是说,人的心理状态与价值观对于性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往往比纯粹的生理因素还要重要。现在,我的调查证明了,中国人也并不例外。

 

5.什么人更可能有“性洁癖”?

无论男女,造成“性洁癖”的原因都很多,作为性社会学家,我暂且首先考察一下,各个社会阶层中的不同情况,但是这并不是唯一原因,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读者可以在我的《发布16:社会地位越高,性福越多》中看到同样的情况。这就是说,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文化地位,也是减少“性洁癖”获得“性福”的基本功之一。

低阶层的“性洁癖”更多
 

 

 

附录:潘绥铭的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

 

历史比较: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2010年和2015年,四次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基本上是每五年一次。每次调查的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调查方法、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历史可比性。

随机抽样:

四次调查的对象都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的、能识汉字的总人口。在2015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3亿6782万人,其中18-61岁的人大约是9亿4千万人。

我们采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直接等距抽样到县级地理区域,再按照第4名原则,抽取街道或镇、居委会或行政村,再按照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地理位置,直接等距抽取个人。

这样就可以涵盖这个年龄段里的所有中国人,包括城市和农村,包括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具有相等的可能性被调查到,具有95%的把握,足以代表这些人的总体情况。

调查地点:

分布在25个省市自治区的103个县级地理区域中的街道和镇,其中城市居委会67个,农村行政村36个。每个调查地点完成大约50个问卷,总计5136个合格样本(男性占48.1%),抽样应答率66.5%。现场应答率91.7%。四次调查总计样本23,147人。

调查方法:

派出调查员,直接到达全国各地的居委会和行政村,在当地调查3天以上。

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一般是居委会的房间或者学校教室。

同性别、一对一地、在封闭空间中访谈。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调查内容:

自己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魅力与性感、社会交往、未婚者的恋爱与性、婚姻状况(含同居)、双方情感、性生活细节、非婚性关系、多伴侣性行为、“看黄”、上网活动、异性按摩、一夜情、找小姐、交换伴侣、多人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性生活障碍、使用新毒品、购买性用品、遭到性侵害或性骚扰。

如果被调查者没有任何性行为,那么就会仅仅回答86个提问;如果什么情况都有,那么就会回答192个提问。

统计方法:

按照国家数据中的城乡、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进行复杂抽样加权;使用PASW18.0软件(原S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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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
潘绥铭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致力于运用社会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性现象、性文化与性问题;曾被媒体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性学教父”、“麻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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