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图》导演杨超：电影需要展现更复杂的中国

[编者按] 由导演杨超执导的中国魔幻主义爱情片《长江图》，讲述了发生在长江上两个时空交错的爱情故事。在日前的2016年柏林电影节上，该片作为本次柏林电影节唯一一部入选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斩获了银熊奖。在获奖的前一天，笔者在柏林采访到《长江图》的导演杨超。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

文/Louis Hothothot

记者：您的作品中一直有“在路上”的感觉。

杨超：是的，从直觉上来说，我有个“万卷书万里路”情结。拍《旅程》的时候，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始终希望是有一种流动的、变动不居的生活；我后来自己想想，我对老年的那种停滞的、平庸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是恐惧的。我喜欢的片子也都是对现实有所超越的，我喜欢极致一点的、疯一点的，我不愿意接受纯写实的艺术品。

记者：可是这种写实的、现实的风格在中国艺术电影中很主流。

杨超：是的，我觉得中国电影几十年来类似的作品太多了。已经是极大的主流了。人们透过镜头看看中国县城里的人是什么样的：喝酒的人、底层的生活、冲突、矛盾。这个风格就渐渐成了中国和世界交流的固定通道。

记者：《长江图》是今年（柏林电影节）唯一的一部不写实的中国影片。

杨超：总的来说，多年以来，西方电影节形成了看中国的方式，有点固定化，偏现实主义。这曾经这是一个窗口，可以让西方看到中国，时间长了，看的人和被看的人，都有了固定的思维，于是人们在考虑拍一个中国的艺术片的时候，就自觉不自觉地选了这种风格；我们看到很多人为了适应这种需求，而追求一些表层的、甚至扭曲艺术性的东西。

我来拍电影《长江图》的时候，考虑的大的方向，就是不应该只有一种固定的观察角度，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固定的呈现角度，中国人的心灵历史、情感深度、审美的能力、甚至是艺术形式构建的能力，都应该在这个时代体现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应该看到更为复杂的中国的时刻了。

记者：为什么新现实主义会这么主流，淹没很多其他类型的声音呢？

杨超：这个很自然，我们真正打开国门和西方交流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很晚近的。从“五代”以来，才开始的，“五代”电影都是东方奇观式的，那一拨（的电影）对西方来说，类似于我们到其他国家看一个民族歌舞表演，极为表象的、奇特的东西。那一拨过去之后，是中国现实主义，这个路径是很清晰和合理的。再往后，中国现实之下的是什么？社会肌理是什么？

交流就是一个互相说话的过程，当第一个交流者用了这种语言，后来者就模仿、使用这种语言，交流就更容易达成，所以是很自然地。

记者：您的年龄属于“六代”导演，但是选择这种魔幻主义的语言风格，是为了挑战同辈的新现实主义的主流权力吗？

杨超：更多是个人选择，因为很多人还愿意那么拍，我举个例子，我们觉得现实主义的路子已经太强大了，但是我们的现实主义路子也没有拍出来达内兄弟那样的牛b东西来，达内的《单车男孩》，那么浑然天成的东西，我们没有。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深一点：这并不是现实和魔幻的区别，中国电影的语言启蒙的这一关并没有过。所以你拍现实也没有问题，拍魔幻、超现实都没有问题，关于电影本身的语言还是要深化，要做到让全世界观众都迷醉的程度。现在有些导演说“我的语言不怎么样，你别看我的语言，看我的内容，我拍的是中国”。这是不可取的，有了互联网，双方的陌生感都渐渐消失了。

记者：旅游的人也多了。

杨超：对，从最近几年电影节观众的反应都看得出来，“我旅游看到的中国都比你拍的真实！再呈现一种僵化的现实我就不满意了”，所以这种肯定慢慢的会变的。有一件事永远不错的：一个导演要深化自己的语言。有了这个，我到那里都能拍，我拍一个德国，也能让德国人迷醉。你说巴赫的音乐，有矛盾吗？没有，但是音乐本身，美，感染人。

记者：这也艺术和媒体的区别。

杨超：对，中国电影很多时候承担了媒体的功能。艺术这个东西最终不是靠告知一个信息来改变世界的，是靠美，如果艺术不美，就什么也不是！如果艺术又美又能说出点话来，当然更好。如果艺术家总想搞出来道德上、理念上无比正确的主题，那就是把自己搞成思想家了！

记者：我看您放了很多传统的东西在电影里，您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呢？

杨超：其实我以前是反传统的，在学校的时候学了很多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文学。最近几年开始对传统感兴趣。现在的国内是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之前很多人觉得是万马齐喑，我觉得不是，牛b人很多，像秦晖先生，我之前不敢想象有人能把中国一些很复杂的事想清楚、说清楚；那么强大的理性，不带任何情绪，提出完全建设性的意见，善莫大焉呀！

记者：看来您非常喜欢历史。

杨超：我非常喜欢，很想搞清楚中国的转型问题在哪儿。我一直在琢磨历史的几个关键的节点，像周秦之变呀。这是秦晖老师的观点，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有两个大的变化，一个是周秦之变，一个是1919年的现代主义革命，其他的都是－－

记者：小的变化？

杨超：不，其实不小，因为付出的代价很大，“白骨如山鸟惊飞”。每一次王朝更迭都要死去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中国的历史，每次都要推倒重来，打摆子一样，很奇怪。我也想从历史中得到自己的思考，把这些思考透过美的形式呈现出来。

记者：我觉得你的思考在这部《长江图》里都又体现，历史的、哲学的－－－

杨超：嗯，我觉得中国电影最近一些年为了建立商业片的市场，艺术品格和文化品格都在下降，我觉得这是阶段性的。没办法责备观众，因为观众从没有过吃饱过，所以你不让他把《变形金刚》吃饱，他们还没兴趣看《长江图》。

我很惋惜的地方是我们的行政当局，他们对纪录片和独立电影还是边缘化地对待，没有提供合适的资助，比如我拍《长江图》，要经历这么长时间。

记者：用了10年，困难主要来自哪里呢？

杨超：我们在逆势而动。今天所有的导演都要去追票房，因为票房那么好。前几年艺术电影还很多，现在严重萎缩。我们要拍这么一个大场景、大格局、大空间的艺术电影，很多人觉得你们要干嘛？好好挣钱不行吗？我们在做一个逆潮流而动的东西，但是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得到合适的关注和反响，能够鼓励后来的导演。

记者：您想产生一些社会关注，能谈具体点吗？

杨超：起码不要被边缘化，不要悄无声息就过去了。我也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讨论它，意识到有新的艺术电影出现了。这样就会有一条新的路展开，就会有新的导演来做，慢慢就会枝繁叶茂吧，所以我对国内的放映还是有期待的！

记者：那么对大众文化的讨论有期待吗？

杨超：要是有大众文化的讨论，那就太棒了。这会鼓励年轻的导演来做，国内不是没有人才，很多年轻的人在思考、读书、研究电影的可能性。我的电影里有一首诗，来自一个网络作家，“我珍惜我灵魂的清澈，我忠于我不爱的自己”。中国牛b人很多，只是这些牛b人被中国的机制限制住了，没有创作的空间。外国有大师能把电影拍得像音乐一样美，中国这么多人，也拍了百年电影，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么一个事吗？中国就拍不了美的电影吗？只能是中国县城吗？

记者：长江不仅是母亲河，还是诗歌长河，古人总是游长江而怀古。您游历长江很多次，一定看过很多长江的遗迹和诗歌，哪一首最感动您呢？

杨超：太多了，太多了，最喜欢的还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滚滚”这个词是杜甫发明的，这种万重浪的感觉太准了。这两句诗押韵很险、也很绝。第一个韵比较狭窄，第二个比较开阔，他是语言大师，音乐大师。我个人认为，杜甫比李白强太多了，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记者：我也觉得李白太轻浮了，杜甫有历史沉重感。

杨超：可能国人豪放的太少了，对李白的姿态比较喜欢吧。

记者：在电影里，那些诗翻译成英语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吗？

杨超：汉语是音乐也是诗歌。诗是无法翻译的，字的发音、音节、甚至形状，都有信息量，这些翻译不出来。我们只能找最好的翻译，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人翻译的。

记者：为什么是冬天的场景呢？

杨超：“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哈哈！首先我想拍回古典长江的样子，今天现实的长江已经不美了，工业文明已经改变江河的面貌，如果夏天拍、或者光线很强的时候拍，就没有古典长江的样子，也无法把观众带到深沉的思考历史中去。

记者：那种萧条的影像让人感到很孤寂。

杨超：是的，萧瑟的环境才会让人去思考这到底是什么样一首挽歌。视觉是第一位的，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拍的。它是一个信息量很大的电影。不光是意象的，还有叙事上，它有一个精密的结构。《长江图》还是一个东西碰撞的东西，它的叙事结构是非常西方式的，音乐是哥特式的，影像诗有跳跃式的气质，我明确知道不能用古筝这样的东方音乐，所以最后就是东方的山水和西方叙事的结合，形成了视听上的奇特的魅力。这个电影如果把剧本的想法全实现了，那会是一个6个小时的电影，需要一个亿的资金，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能拿到这个投资数额已经很走运了。

记者：您一直在讲“长江要恢复以前的样子”，具体指什么呢？

杨超：主要是自然的生态，腾龙之河样子。仅仅从自然景观来讲，现在的不好看。更何况很多的古代的文明遗迹沉没了。很可惜！

记者：最终剧本的完成度有多少呢？

杨超：限于资金，一些大场面无法实现，比如客轮进港。本来这些镜头可以和社会事件结合的更紧密一些，成为男女主角相见的背景。比如在武汉的时候，正赶上长江客运停航事件，很多客轮鸣笛，很多工人下岗，如果加上这些的话，会和时代联系的更紧密一些。但是最后删掉了，变成更为单纯的爱情故事，一次心灵之旅，逆着时间前进。、

另外，导演做这种创作，难就难在你一步一回头，看看脚印对不对，导演一直在疯狂自信、和自我怀疑之中，任何好导演都是的，烂导演没关系，他们觉得自己牛b极了！

（未完待续，题图为《长江图》创作团队。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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